卞之琳、冯至和穆旦三位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集诗人、翻译家和学者的身份于一体的，他们力求翻译和创作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传统和现代结合。他们的诗歌翻译不仅对各自的诗歌创

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下具体分析三位诗人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他们的异同。
　　首先看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目录：1930年，选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的象征主义诗歌，并在1930-1931年间发表于《华北日报》；1931年，译法国诗人罗塞蒂《歌》、马拉美《太息》

；1932年，译诗《梵亚林小曲》，译文《魏尔伦与象征主义》；1933年，译波德莱尔诗《恶之花零拾》，马拉美散文诗《秋天的哀怨》；1934年，译英国诗人哈代《倦旅》，译英国诗人艾略特著名论文

《传统与个人才能》；1935年，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军旗手的爱与死》；1936年，译法国诗人苏佩维埃尔《老套》，译法国诗人瓦雷里《失去的美酒》，译爱吕亚诗《恋人》，译法国阿波利奈尔诗《

联系》，出版译文集《西窗集》；1943年，译英国诗人奥登《战时在中国作》五首；1945年，译奥登诗《小说家》，译艾略特诗《西面之歌》；1954年，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七首》和《拜伦诗选》；

1957年，译英国布莱克《短诗五首》；1983年，译著《英国诗选（莎士比亚至奥登，附法国诗十二首：波德莱尔至苏佩维埃尔）》出版；1987年，译奥登诗四首。①
　　从以上译作目录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卞之琳译诗和写诗之间较为密切的关系：第一，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上经历了从浪漫主义（新月派阶段），经象征主义（现代派阶段）到现代主义（四十年代中国

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道路，他的译作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道路。他早期翻译过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1927年），1930年又觉得波德莱尔、魏尔伦和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更

深沉，更亲切”，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译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艾吕亚和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在对现代主义诗歌方向的把握上，在译诗和写诗之间是相互支持的。第二，

卞之琳的诗作明显地借鉴了他所译诗人的创作思想和手法。他在自选诗集《雕虫纪历》的自序中写道：“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

发。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同样情况是在我前期第三阶段，还有叶慈（W.B.Yeats）、里尔克（R.M.Rilke）、瓦雷里（Paul Valery）后期短诗

之类；后期以至解放后新时期，对我多少有所借鉴的还有奥顿（W.H.Auden）中期的一些诗歌，阿拉贡（Aragon）抵抗运动时期的一些诗歌。” ②具体的诗作像《长途》“有意仿照魏尔伦一首无题诗的

整首各节的安排”，“《白螺壳》就套用了瓦雷里用过的一种韵脚排列上最较复杂的诗体” ③等等。因此，无论是从诗作还是译作上来看，卞之琳对中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融合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冯至的译作目录来看：1923年9月，译海涅诗《归乡集》第九首；1924年1月，译歌德诗《箜篌引》、《迷娘》，2月，译海涅诗《抒情插曲》，4月，译歌德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首，选

译海涅《归乡集》部分诗作，译歌德诗《魔王》；5月，译歌德诗《我的》；6月，译歌德诗《拜月词》；1925年12月，译荷尔德林诗《Hyperion的运命歌》；1926年10月，译诗《掘宝者》；12月，译莱

瑙诗《芦苇之歌》；1931年，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2年，译里尔克诗《豹》，里尔克散文《论山水》；1936年，译里尔克诗六首；1937年，译歌德诗《玛利亚浴场哀歌》，译《尼

采诗抄》五首；1938年，译著《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出版；1947年，译《歌德格言短诗》二十首；1956年，译作《海涅诗选》出版；1957年，译歌德诗《普罗米修斯》，《掘宝者》；1958年，译

海涅诗选《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1973年，译海涅长诗《德国——个冬天的童话》；1982年，译《歌德诗十二首》；1991年，选译里尔克诗《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八首。④
　　从这一长串译作目录中，可以总结出冯至译诗的三个特点：第一，所译诗作比较集中，基本上是歌德、海涅和里尔克三位德语诗人，而且自始至终都对这三位诗人情有独钟；第二，译作阶段性较强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为第一阶段，多译歌德和海涅；在德国留学期间为第二阶段，多译里尔克；以后为第三阶段，歌德、海涅和里尔克均有译作。第三，有选择性地吸收了所译诗人的思想和手法。对

于歌德，冯至曾说：“肯定精神、蜕变论、思与行的结合，我在中年时期从歌德的作品中体验最深，获益较多”⑤。对于里尔克，诗人几乎从生命态度、诗歌精神到诗歌技巧的种种方面都进行了借鉴。

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这篇文章中写到，“读到他（指里尔克）的《祈祷书》（1905）、他的《新诗》（1907）、他的《布里格随笔》（1910），他晚年的《杜伊诺哀歌》（1923）和十四

行诗，还有那写不尽、也读不完的娓娓动人的书简”⑥，因此得到很大的感召和启发。里尔克，是冯至心中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冯至辨认着他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同样的东西，发现着他渴望得到

的新的东西。他辨认出他们同时具有的心灵的敏感，艺术的执著，超然于世俗的气质……他发现了新的东西：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存的担当。冯至对现代主义大师里尔克的全方位的介绍和接受更影响了

四十年代一大群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因此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进程。
　　从穆旦的译作目录来看：1954年，译普希金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1955年，译普希金诗《加甫利颂》；1957年，翻译出版

《普希金抒情诗二集》，《拜伦抒情诗选》，与袁可嘉等合译《布莱克诗选》；1958年，翻译出版雪莱诗《云雀》、《雪莱抒情诗选》；1980年，翻译出版拜伦长诗《唐璜》；1982年，翻译出版《普希

金抒情诗选集》（上、下集），《拜伦诗选》；1983年，出版《欧根·奥涅金》（改定本）；1985年，翻译出版《普希金叙事诗选》，《英国现代诗选》，《丘特切夫诗选》；1987年，翻译出版雪莱《

爱的哲学》。⑦
　　从以上的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是有迹可寻的。首先，查良铮主要翻译的是普希金、拜伦和英国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其中译作最著名的是拜伦的《唐璜》和艾略特的《荒原

》。他的诗友郑敏在评价他时也说“穆旦是迟到的拜伦，早来的艾略特”，看来诗人穆旦是把他未尽的诗才都倾注到诗歌翻译方面了。其次，讲究炼字铸句。这是在穆旦的诗作和译作中都可明显发现的语言技巧。

的《秋颂》第一句，朱湘译为“雾气洋溢果实黄熟的秋”，而查良铮译为“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虽是一字之易，但查译较雅驯、传神，效果要更好一点。⑨

　　以上对三位诗人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分别做了一些分析，那么这三位诗人在写诗和译诗之间有何异同呢？
　　从三位诗人的翻译历程来看，卞之琳和冯至都是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翻译诗歌并发表诗作的，他们的译诗和写诗是同步进行的。卞之琳于1930年在《华北日报》上开始发表选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之

时，也同时在《华北日报》上发表新诗《记录》等。冯至1923年3月在上海《创造季刊》开始发表新诗《归乡》、《绿衣人》之时，也于1923年9月25日，译海涅诗《归乡集》第九首发表在《文艺旬刊》

第九期。在此之后，他们的译作和诗作是几乎同时发表的，他们的译著和诗集也是交叉着出版的。而穆旦则不同，他就读于西南联大外语系，但目前尚没有资料表明他在大学时代发表过译作，他一开始

就以自己的诗作登上文坛并赢得声誉，在四十年代出版了三部有影响的诗集；然后他停止了写诗，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文学翻译，出版了量大质高的一系列译著。他的译诗和写诗是不同步的，他先是

诗人穆旦，后是翻译家查良铮。
　　
　　从诗歌翻译的成就来看，卞之琳是英文诗歌和法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著名翻译家。冯至是德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歌德、海涅和里尔克的著

名翻译家。穆旦是俄文诗歌和英文诗歌的主要译介者，特别是普希金、拜伦和艾略特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在不同语种不同诗人上各有侧重，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

代表诗人及其作品翻译并大力推介给中国现代诗坛。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和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奥登都是通过卞之琳的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大

师里尔克也正是由于冯至的翻译和大力推崇才对四十年代年轻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产生深远影响的。穆旦在《英国诗选》中译奥登诗55首，艾略特诗11首，斯彭特诗10首，C·D·路易斯诗3首，麦克尼斯和

叶芝诗各2首，其中他翻译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至今仍是最好的译本。
　　从诗歌翻译的理论方面来看，冯至基本上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总结；穆旦也只写过一篇《谈译诗问题》，但在该文中比较详细地谈了他的译诗的主张和经验。穆旦说：“‘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对结

构’的翻译原则，并不是我在译诗中所要采纳的……译一首诗，如果看不到它的主要实质，看不到整体，只斤斤计较于一字、一词、甚至从头到尾一串字句的‘妥贴’，那结果也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这两部分，说起来是分立的，实则在实践中就是一件事，即怎样结合诗的形式而译出它的内容

的问题……诗的内容必须通过它特定的形式传达出来。即使能用流畅的优美的散文把原诗翻译出来，那结果还是并没有传达出它的诗的内容，发挥不了它原有的感人的力量。”⑩由此可见，穆旦译诗，

既注重原诗的风格，也注重译者的特点，而且特别强调以诗的形式译诗。相比而言，卞之琳具有比较完整而系统的翻译理论。他在西南联大时期为学生开过翻译课，当时他的学生袁可嘉回忆说：“四十

年代初，我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受业于之琳师两年，一年学现代小说艺术……另一年学翻译，听他在课堂上强调‘全面的信’，要求以诗体译诗，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以顿代步为核心的格律论，

我觉得受益非浅”{11}。卞之琳还写过一些论文阐述他的翻译理论，像《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翻译对于中国现代诗的功过》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它们

集中表述了卞之琳“全面忠实于内容和形式”的翻译主张以及用格律体译诗的理论。对比卞之琳和穆旦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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