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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牙吐慧艳似雪,文采照人清如秋——浅论林纾的译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时间:2009-8-8 16:41:24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其译作推进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林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国人首次从此洞悉西方世界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整整一代人,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关键词】 林纾;林译小说;文学史意义

   每次重读林纾,笔者都为琴南先生博瞻秀美的文字功夫所慑服倾倒。林译小说恰似一扇洞开的窗牖,晚清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坦承,对西方文化之兴趣,实从林译小说始;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之成形,林译小说实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之奠立,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然林译小说恰为梁氏言论之最有力支撑——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靠梁氏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实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暂短时间彻底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中国新文化的诞生,林纾实乃其先驱。

    林纾涉足译界极为偶然,译作之畅销也在意料之外。时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妻子复又病故,林纾伤感寡欢之际,结识了留法归来、时为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王寿昌不但中文造诣很高,且精通法文。英雄相识,王寿昌等几位好友力邀纾一同译书。于是,林、王来到石鼓山,林铺纸于几,全神贯注,王则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绘声绘色,但见林纾落笔如飞,口停笔止,此种翻译方式别具一格,并非是机械地记下口译,而是运笔写出“信、达、雅”的文言,虽有中西观念、习俗的差异,但林纾极聪颖的天资,立刻能将原作的情感和魅力表达出来。由于林纾的中国文译作晓畅通顺、温文尔雅,其译笔妙语连珠,郁于情感,署笔名冷红生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刻本一经问世,旋得国人推崇备至,以致一时“洛阳纸贵”,林译小说遂不胫而走。其风靡程度反倒胜过那些懂双语的翻译家之作品。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赞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便是当时风行盛况的写照。从此,林纾以独特的方式走上文译之路,这也是中国近代系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开端。他以史汉之笔而能曲原著之意,一时无二"。请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开首部分:

    The two chief amilies in Vrona were the rich Capulets and the Montagues. There had been an old quarrel between these families, which was grown to such a height, and so deadly was the enmity between them, that it extended to the remotest kindred, to the followers and retainers of both sides, insomuch that a servant of the house of Montague could not meet a servant of the house of Capulet, nor a Capulet encounter with a Montague by chance, but ierce words and some time bloodshed ensued.

    白话文的译本是这样的:

    有钱的凯普莱特家和蒙太古家是维洛那城的两个大族。两家之间旧日发生过一场争吵,后来越吵越厉害,仇恨结得非常深,连最远的亲戚,甚至两方的侍从和仆役都牵连上了,弄得只要蒙太古家的仆人偶然碰到凯普莱特家的仆人,或是凯普莱特家的人偶然碰到蒙太古家的人,他们就会骂起来,有时候还会接着闹出流血的事情[1](P249)。

    再看林先生的译文:

    微鲁纳城中有两巨家,一曰加波勒,一曰孟太格。二家有夙仇,累世莫释,甚而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奴曰“臧”,婢曰“获”——笔者注)相见,亦必愤争,至于出刃格斗[2](P19)。

    其文字之秀美经济,可见一斑。林先生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林纾自云“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自13龄至于20,“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2000余卷。31岁结识李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无有此种深厚功夫,焉得有如此华美文字。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轰动效应,极大地激发了林纾的译书热。他自称所选译作,“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为“爱国保种之一助”。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可翻译6000字左右。从190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译作问世,最多的年份竟达15种。据统计,林纾自46岁初涉翻译,到70岁辍笔,与王寿昌、魏易、严培南、严璩、曾宗巩、李世中、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骥、廖琨、王庆通等口译者合作,共翻译出版英、美、法、俄、德、日本、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11个国家98位作家的184种作品,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大卫#科波菲尔》),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唐吉诃德》),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以及《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海外轩渠录》(《5格列佛游记》)、《伊索寓言》等等。对外国文学翻译投入了大量精力的林纾,无疑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奠基人。

    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一时哗然,群情激愤。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界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撼动了文言的主导地位,拉开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序幕。林纾小说的出笼,无疑被定论为开历史的倒车。胡适等断言“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对此极为不满,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起而反对,反唇相讥曰白话乃“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回审,这场论战孰是孰非,一目了然。虽然倡导白话文起到了文化普及的功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矫枉过正,兴“白”灭“文”的结果,不但截断了中华语言文字的血脉,而且滋长了国人的惰性。可当时却是以林纾“国粹派”的全面败溃而告终的。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   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废除文言无异趋返野蛮,其实,纵观历史,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痛心疾首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杀绝姿态,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疾呼“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其实,自汉语言诞生,文言文就伴随中华民族(汉族为主)的繁茂衍生而不断发展昌盛。它承载着厚重、古老的中华古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创业的艰辛。可以说,是中华古文明孕育了汉语言、汉字、文言文,而汉语言、汉字、文言文又忠实地记录、亲密地伴随、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古文明。没有强大生命力的语言是不可能绵延数千年的。只看到文言文的缺陷,忽视文言文在中华古文明发展史中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那只能是一种割断历史传承关系不负责行为。文言和中华古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要我们还需要汲取中华古文明的营养,我们也就永远无法拒绝文言文。将文言文和白话文简单地比成新旧事物间的对抗,是非常荒谬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应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这才是汉语言嬗变发展的实际轨道。相较于绵延数千年的文言文,白话文尚为一黄口幼儿,需文言文之永远滋养。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古代汉语为载体的,要学习、研究、继承古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非掌握古代汉语不可。我们不能因其“难学难用”而加以抛弃。

    回眸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群星璀璨,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上下却“黯然失色”、“顿失滔滔”,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几近于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人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无法接受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因此也就没有了20世纪上半叶大师们具有的那种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也就缺少了大师们少年时期就基本形成的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意识流”,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因此学习汉语言,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正如林语堂先生言:“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香港著名语言学者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苍然深邃,情致极焉’。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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