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唏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沅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
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
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诂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杼，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
四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
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
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恣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哀悼妻舅的诗句，也是自己短暂一生的诗谶。其实悬之用来凭吊、感怀刘师培、吴芳吉、张荫麟以及古今一切天纵之才，又吝予寿的灵杰，都无不契合又无不令人唏嘘太息。刘咸炘(1896－1932)无疑也是一位堪当后世用此诗句来追怀的英年早逝之天才。
大凡天才，多有一个良好的遗传基因和书香环境，刘咸炘与刘师培一样，其曾祖汝钦精《易》学，祖父刘沅究心六经四子，儒道并重，著作等身，开创槐轩学派。历观神童，多有一段让馆师拱手敬谢不敏、另请高明的佳话，咸炘幼年的颖慧也曾使堂兄咸荥深愧不如，只能让父亲躬自任教。经史通人蒙文通说他是“一代之雄”，或可理解为他们曾同办敬业书院；少所许可的张孟劬说他“自成一家”，也可原情他们都继承、精研实斋之学；但像史学大师陈寅恪，在刘身后抵成都，也四处访求其著作，称其“识见之高，实为罕见”:足见其在当时杰出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一位学人能够让并世学者敬仰、折腰的无疑是他的著作。咸炘自21岁撰《易》及《小戴记》笺记起，至辞世之前撰《颜李之学》绝笔，16年中著作达231种，1169篇，475卷。1926年至1937年间陆续刊印69种，但早已星散难觅。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选印65种，冠以《推十书》总名。唯影印本模糊不清，阅读困难，故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将推出《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整理本。就《推十书》所收65种151卷约计，已达270万言，与《刘申叔遗书》篇幅相垒。观其内容，举凡经史子集，内圣外王，人心道心，世风学术，宏观微观，无所不包。以传统四部观之:
经部有《易易论》《周官王制论》《礼记温知录》《儒行本义》《中庸述义》《礼运隐义》《春秋平论》诸篇。虽无专书，却语多警策。
史部有《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等九卷，或辨析史传，独下己意；或引录成说，间予按断。另有《史学述林》二十五篇，对于史题史目、合传分传，纪传编年之体例，记注实录之史源，条分缕析，各归于当。
子部成篇虽仅《诵老私记》《庄子释滞》《荀子正名篇诂释补正》《吕氏春秋发微》数篇，然皆极精微。而《子疏定本》高屋建瓴，阐述研治诸子应分为考校、专究、通论三步。指出明以前人疏于前二步，故流于粗疏；清以还只作考校，故失于局狭；清末民初始作专究，却误于尚异。料简旧说之后，独出机杼，将先秦两汉数十家学说之源流传承作了精辟的评述。
集部除自己诗文集外，尚有《骈文省钞》《风骨集评》《风骨续集评》，其《文学述林》四卷二十二篇，可以补正、开拓文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即《谜考》一篇，考索物谜、字谜各类谜语的起源，足以启示后世应该将它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围。
至于《右书》中的《汉后唐前学系考》《魏晋名士论》《唐士风论》《南宋学风考》《宋太学事辑》《宋元明实学论》《明末三风略考》诸篇，完全是当今撰述学术史之重要节目，而他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规划撰述。
《推十书》包罗万象，其中的学术火花触目闪烁，许多真知灼见与同时代和后世学者或不谋而合，先后辉映；或蜀山鸿宝，为人所遗。这里拈出几则，以备撰写学术史者取资。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出，将刘歆伪造经文说推向极致。1929年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连举28条证据斥责其说之不可通，这是最具影响的著作。而1927年咸炘撰《经今文学论》，表明自己绝不偏今袒古，从史实分析推论，就今文学家对待古书、孔子、孔经、刘歆以及治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其中所举公孙禄、范升等谏立《左传》而不言其伪一事，与钱穆同，而谓“《左传》制度之不同《周官》也，歆既改《周礼》，何不并改《左传》”一条，则在28条之外。其他诸论，亦可互补。
四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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