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朱东润在四川乐山斗室中将传叙这一文学形式从定义、产生、发展一直到风格、流别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著成《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或许因为战争烽烟的隔断,他似乎没有参考就在乐山北面不远的双流学者刘咸炘于十多年前写过的《传状论》。至今阅读两位先贤的论著,可以体味到朱书的文学色彩浓,刘文的史学眼光锐。
五十年代刘伯骥在美国作《六艺通论》,图列孔子到班固各家的六艺顺序,不知咸炘早已作《六艺旧说表》,不仅图列其说,更敏锐地指出其有二脉:“西汉以上,止言其本体,小异而大同;西汉以降,乃有配合象数之说,小同而大异。”是为刘伯骥所未曾措意。
章实斋于《易教》篇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早已尽人皆知。钱钟书《谈艺录》和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都用专章溯源发微,余英时还特地标举现代学者多篇相关论文,但均未征引刘咸炘的论述。咸炘既自称“吾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经今文学论》),对此自有深刻的研究和见解。其《先河录》叙言中已经对“六经皆史”之源流有详尽的揭示与清理。钱、余二先生皆博学多闻,这只能证明《推十书》流传不广。日本山口久和著《章学诚的知识论》,用四五万字篇幅专论此一问题,也参考了刘氏《文史通义识语》的观点,但在具体探讨“六经皆史”说本意时,仍然漏略刘咸炘对章氏本意的表揭。
咸炘之整个学术体系,系以深厚的国学为其基础,上继浙东史学,以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为其治学方法,复又融入了西来的哲学和史学因子。故其思想如天马行空,风卷残云,发而为文章,则恣肆汪洋,莫测崖涘。浏览《推十书》,视觉的享受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听觉的感受却如空中人语,难以应对;理性的感应则更觉根基浅薄,凑泊不上:因而所得有限。像这样宏深的大著作,应该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现代的文史哲乃至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各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鬛,综而观之,方能得见神龙之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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