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解决青海边患的办法。在道光二、三年之际，龚自珍还写了《壬癸之际胎观》《五经大义始终论》等政治和哲学论文。这些文章从朴素的辩证法出发，论述了社会改革的必然，强调了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性。此时龚自珍初登仕途，救世之心正切。他致力于经世之学的研究，希望从研究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改革社会的道路。《《致邓守之书》之一说龚自珍整日研读抄写佛经，一意逃禅归宗，已达到与世隔绝的地步，跟当时龚自珍的思想、行动全不相合。
二、《致邓守之书》透露出龚自珍和邓传密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除了《致邓守之书》和魏源的《复邓守之书》，找不到龚自珍和邓传密互相结识和交往的确切材料。而它们又皆不见于龚魏文集。
邓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邓石如之子，一生科举蹭蹬，功名未就，主要靠当幕僚和清客度日，社会地位不高，在当时文人中的影响也不大。在《致邓守之书》中，龚自珍将邓传密视作可以信赖的知己，包世臣在附笔中也说："定公遭此奇灾，匆匆南下，非足下来不可。"表明龚自珍和邓传密的关系非同一般。龚自珍在信中还处处以兄自称，直呼邓传密为弟，按照古代文人习惯，同辈间交往，不论年岁大小，一般尊称对方为兄，只有在关系相当亲密的朋友之间，才无避嫌地自称为兄。
龚自珍仅比邓传密大四岁⑨，两人当是同辈。龚自珍自称为兄，也说明他与邓传密有特殊的亲密关系。可是在已确定是龚自珍所作的全部诗文中，从未提到邓传密其人，龚自珍的师友讲起他们与龚自珍的交往时，也从未涉及到邓传密。这就令人怀疑龚自珍和邓传密的关系是否象信中所反映的那么亲密。
三、《致邓守之书》之二有包世臣附笔一则，可是龚自珍在北京写此信时，包世臣正在大名，不可能在信后加此附笔。
前已证明，《致邓守之书》之二如确是龚自珍手笔，只能写于道光二年冬天。此信注明写于"初十灯下"。它不可能写于十月初十。龚自珍道光二年作有《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诗云："家书前夕至，忆我人海之一鳞。此时慈母拥灯坐，姑倡妇和双劳人。寒鼓四下梦我至，谓我久不同艰辛。书中隐约不尽道，惚恍悬揣如闻呻。"龚自珍十月十八日收到家书，信中未谈及失火之事。龚自珍在诗中流露了对亲人的思念，发出"安得眼前可归竟归矣，风酥雨腻江南春"的感叹，反映丁他想回家而又回不去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他在十月初十已决计请假南归，在十月二十日写此诗时，他就不会感叹欲归而不能。龚自珍在道光二年十一月八日还写过一篇《与人论青海事书》。有人向龚自珍向问青海边事，并借阅有关资料。龚自珍在这封信中说："委检各件，敬捡上……其地形道理各件，程府丞昔岁开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处仅一分，览毕当见还也。"程府丞即程同文⑩。龚自诊为程同文校理《理藩院》一门和青海西藏各图是道光元年进京以后的事，龚自珍收藏的有关青海的"地形道里各件"也应在北京。龚自珍将资料借给别人和写《与人论青海书》都是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由此可以确定，道光二年十一月八日龚自珍还在北京。假如《致邓守之书》之二写于十月初十，龚自珍在十一月八日还迟迟未动身，就和包世臣附笔中所说："定公遭此奇灾，匆匆南下"之意不符，与龚自珍自己在信中流露出急于归家的心情不合。《致邓守之书》之二也不可能写于十二月初十。据《致邓守之书》之三所说，龚自珍从北京回到南方，路上走了三十三天。《致邓守之书》之三也写于道光二年冬天，据此推算，龚自珍最迟应于十一月下旬离开北京，自然不可能十二月初十还在北京给邓传密写信。排除掉《致邓守之书》之二写于十月初十或十二月初十的可能，此信只能写于道光二年十一月初十。
然而，道光二年十一月包世臣正在大名直隶承宣布政司陆言处当幕宾，为陆言起草文书。包世臣《记直隶水道》一文云："道光二年仲冬就食直隶承宣使署。"11他是在道光二年十月份到达大名的。他在道光四年所作《启颜漕督》云："尚书阁下，二年孟冬在大井行营，以拙著《郭君传》得彻钧览，邁荷齿芬，诵编寮采。未望霁颜，先承推毂，用心真厚，古人无以加。"查《清代职官年表》和《清史稿》，道光四年漕运总督是颜检。颜检在道光二年任直隶总督12，当时直隶总督府在大名。又检《清史稿·地理志》《畿辅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等史籍，直隶皆无大井这一地名。《启颜漕督》中"大井"倘非大名刊刻之误，当是大名属下一村镇之名。 又据包世臣所作《谱玉田长亭怨》自注云："壬午冬初富庄驿雨夜"，富庄驿是从北京去大名途中所经之地，可知包世臣是在十月初离开北京经富庄驿去大名的。包世臣十月份离开北京，十一月正在大名，他当然不可能看到龚自珍十一月初十在北京写给邓传密的信，更不可能加上一附笔言。既然包世臣的附笔是假的，《致邓守之书》之二也就同样可疑。
四、《致邓守之书》之二、三提到龚自珍在道光二年冬天请假南归之事。然而道光三年春天，龚自珍已在北京任职。两省牴牾不合。
龚自珍《破戒草》诗集癸未年（道光三年）有一首诗，题为《暮春以事诣圆明园，趋公既罢，因览西郊形胜，最后过澄怀园，和内直友人春晚退值诗六首》，可证道光三年春天龚自珍在北京任职办公。按照当时惯例，京官清假离职，不可能很快就复职，《致邓守之书》之二亦云，龚自珍如要请假，按定例必须扣足一年，到明年冬天才能补缺。据此惯例，如果龚自珍于道光二年冬天请假南归，他不可能在道光三年春天回北京任职。然而龚自珍于道光三年春天在北京任职是确凿无疑的，这就只能说明龚自珍在道光二年冬天并未请假南归。
五、《致邓守之书》之二、三都提到龚自珍因南方家中失火而请假南归。道光二年，龚自珍家确遭火灾，但失火的地点是在北京，根本没有请假南归的必要。此为《致邓守之书》系出伪造的确证。
在龚自珍的诗文中，曾多次提到道光二年家庭失火，藏书被焚之事。《述怀呈姚侍讲》诗序云："先母忧半年，吾家火。至丙戌，复之京师，距煨烬已五年，书颇少"。此诗首句"祭书岁岁溯从壬"后自注："自壬午灾后，岁以酒醢祭亡书数百种。"《己亥杂诗》中有一诗云："十仞书仓郁且深，为夸目录散黄金。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此诗自注："壬年岁，不戒于火，所搜罗七阁未收之书，烬者什八九。"所以，龚自珍家曾于道光二年失火，焚毁许多书籍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龚自珍的《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附记云："是书成名十之五六，拟俟其成而别行。道光壬午九月二十八日，吾家书楼灾，此书稿本之半，及为此书而收聚之档册图志，世所弗恒见者尽毁，遂辍业弗为。以总表文及序文若干篇附存文集中，非初心矣。"《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作于道光元年十一月初一，此时龚自珍正在编撰《蒙古图志》，至道光二年九月书楼失火，仅完成十之五六，"遂辍业不为。"龚自珍研究舆地之学，编撰《蒙古图志》，与程同文有关。《已亥杂诗》"手校斜方百叶图"一诗自注云："程大理同文修《会典》，其《理藩院》一门及青海、西藏各国，属予校理，是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之始。大理殁，予撰《蒙古图志》竟不成。"龚自珍帮助程同文校理《理藩院》，研究舆地经济之学，都是道光元年进京以后的事。理藩院是清政府主管蒙古、西藏等地事务的衙门。龚自珍在校理《理藩院》时，得以接触大量有关蒙古的资料，这才有可能编撰《蒙古图志》。因此，龚自珍编撰《蒙古图志》也是道光元年进京以后的事。既然龚自珍在北京编撰《蒙古图志》，他的稿本及收集的档案图册也应在北京；决无身在北京，而将其正在编纂中的稿本和资料送回南方之理。龚自珍家书楼遭火灾，《蒙古图志》稿本之半和档案图册尽毁，说明失火地点是在北京。
在《破戒草》诗集中，丙戌年（道光六年）有一首诗，题为《烬余破簏中，获书数十册，皆慈泽也，书其尾》，与道光二年龚家失火事有关。《破戒草》诗集不仅编年，在每一年中也是按照写作时间前后编排的13。此诗前有一首《京师春尽夕，大雨书怀，晓起柬比邻李太守威，吴舍人嵩梁》，说明道光六年春天，龚自珍居母忧服阙复归京师任职。根据《破戒草》编排的次序，可以推断《烬余破簏……》一诗也作于龚自珍从江南返回北京之后。诗云："欲溯百忧始，残书乱一堆。青灯尔何寿？卅载影霏微。乍读慈容在，长吟故我非。收魂天未许，噩梦夜仍飞。"烬余破簏"指火灾后剩下破败的书箱，"残书乱一堆"说明灾后残存的书籍尚未整理。既然此诗作于北京，那些破簏残书也应在北京，因此龚家书楼失火处在北京。如果是龚自珍南方家庭失火，灾后剩下的破簏残书也应在南方。龚自珍于此次北行时，带走烬余残书是可能的，但绝不会千里迢迢将烬余破簏也带往北京，到了北京再去整理破簏，从中捡出数十册书。
此外，《致邓守之书》说龚自珍家庭失火在南方毫无根据。《致邓守之书》之二在谈到龚家失火情况时说："家严况有降一级留任处分，又奉旨赔修牙署。"道光二年，龚自珍之父龚丽正任苏松太兵备道14，《致邓守之书》说他因失火而赔修牙署，受降级处分，則表明失火处是在松江的兵备道衙门。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失火，是一起不小的事故，应该在当时的官方史乘和地方志中有所反映。但查阅《清实录》和《松江府志》等史料，皆未发现有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失火和龚丽正受处分的记载，《致邓守之书》所反映龚家失火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通过对龚自珍诗文和有关材料的仔细研究，可以确信龚自珍家庭失火在北京，而不在南方，龚自珍请假南归是《致邓守之书》杜撰者无中生有的捏造。
《致邓守之书》违背事实、不合情理处很多，决非龚自珍手笔。魏源《复邓守之书》与《致邓守之书》密切相关，也可能是伪托，当另有专文作进一步的考证。龚自珍《致邓守之书》的真伪，牵涉到对龚自珍生平的研究和思想的评价，并非无关宏旨的笔墨官司，故作此文加以辩正。
注 释
①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嘉庆二十五年庚辰条云："会试仍下第，筮仕得内阁中书。案：《内阁汉票签中书舍人题名》云：道光元年到阁。此据先生自撰《张青琱文集序》，当得其实。"然《张青琱文集序》云："二十五年，龚自珍筮仕，得内阁中书，求顺治前辈文童于江南上海县李家。"《年谱》道光元年串巳条："正月，在吴中与顾涧茧千里作探梅之游，似于上年秋冬间南旋，阙疑俟考。"据此推测，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筮仕后，并未立即到职，而是去江南访书，道光元年才回京述职．因此龚自珍《述怀呈姚侍讲》诗序云："串巳之京师。"
② ②据吴昌绶《年潜》
③见龚自珍《破戒草》诗集辛已年栏下。《破戒草》是龚自珍手定的编年诗集，集中诗的写作年代是可靠的。
④所引用龚自珍诗义，除特則注明者外，皆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龚自珍全集》
⑤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十一
⑥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说龚自珍在三十多岁时才接触佛经，并不确切。龚自珍《己亥杂诗》"铁师讲经门径仄"一首自注云： "江铁君沅是予学佛第一导师。"据龚自珍所作《江子屏所著书序》（附笺），可知龚自珍和江沅结识不迟于嘉庆二十二年。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九岁时所作《驿鼓三首》有"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 "一卷金经香一炷，忏君自仟法无边"之语，可知至晚在二十九岁时已接触佛经，据吴昌绶《年谱》载，道光四年，龚自珍与贝墉、江沅校契《圆觉经略疏》，并组织刊刻。又借经于龙泉寺，持《陀罗尼》满四十九万卷，诵普贤、普门、普眼之文。在此之前，《年谱》没有龚自珍校契经书，研究佛经的记載。《重印前言》的说法也许从《年谱》年而来。
⑦《最录畿辅水利图说》自注："仁和后学龚自珍敬读数过，时道光壬午闰三月。"《最录西藏志》云："道光壬午春日，从春庐先生廷尉家借录一通。"
⑧引自吴昌绶《年谱》
⑨龚自珍生于一七九二年。李兆洛《石如君墓志铭》说邓传密"生六年而丧母，又四年而君弃养。"邓石如死于一八○五年，邓传密则当生于一七九六年，比袭自珍小四岁。李兆洛《邓守之字说》又云："吾友完白山人邓君，有子臼尚玺，生八年而孤。"据此推算，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