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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提倡今文经学的功绩，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说：“今文经学之开拓实自龚氏。”又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参见《清代学术概论》。>，但近人对此却每多非议，甚或以龚氏的今文经学著作为毫无价值的糟粕<有的同志认为《公羊春秋》对龚自珍产生了消极影响，说他化许多精力写出的《春秋决事比》之类的作品，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师范学院编《龚自珍诗文选注》“前言”第21页。>。什么是今文经学？龚自珍在什么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他所提倡的今文经学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纰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清朝的经学概况与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秦火以后，先秦典籍大都亡佚。汉时搜求经书，出现了两种传本，一是西汉初年由一些儒生所传授的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的今文经，一是后来陆续发现的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古文经。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主要不同在于对经书的解释方面，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侧重于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西汉时，今文经学是统治者所提倡的官学。到东汉时，古文经学同今文经学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获胜，今文经学日趋衰落。六朝以后，汉代今文经学著作率多泯没，唯东汉何休所著《公羊解诂》一书尚存，是以后世或称今文经学为公羊学。此后今文经学很少有人问津，在经学研究中，形成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天下。
清代文字狱迭兴，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避祸远害，纷纷趋向训诂考据一途。这种研究虽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勘、考订、注疏以及古汉语、古音韵的研究颇多建树，但是却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往往为一个字的意义，一段话的句读就辩论不休，根本谈不到对经义有什么怀疑和批判。因此，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是笼络羁縻汉族知识分子的妙计良策，故特加提倡，褒以盛名，赐以高位，于是士大夫“家谈许郑，人说贾马”，汉学霈然勃兴。
训诂考据的繁荣却给古文经学本身也带来了危险。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了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均系伪书，由此引起了学者对经书的怀疑。此后，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是宋代邵雍所作，与《易经》了无关涉。又有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怀疑《周礼》、《诗序》、《孝经》、《易传十翼》并非先秦著作，于是古文经书的地位日渐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冷落的今文经学就又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乾隆时，庄存与开始研究今文经学，著《春秋正辞》等书，阐发公羊家的微言大义，他的孙子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继承他的门户，因他们都是常州人，被人们称为常州学派。其中以刘逢禄成就最大，他著有《公羊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发墨守评》、《箴膏肓评》等大量今文经学著作，竭力鼓吹公羊家法，颇多发明。他又著《左氏春秋考证》，证明《左传》乃是汉人把战国时的《左氏春秋》一书离合增补以附益《春秋》，溷入经传之伍，其实并非解经之作，一时引起了人们的震动。这样，古文经书又受到了打击，今文经学逐渐有昌明之势。尽管如此，因为这时正是汉学即训诂考据之学的极盛时期，高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也具有极大的势力，今文经学的影响仍是很有限的。
龚自珍自幼随他的外祖父汉学大师段玉裁学习，家学渊源，有广博的名物训诂知识，如果继承家学努力做一个训诂考据家，很可能通过经师这个阶梯爬上名臣的高位，但龚自珍并没有这么做。他在二十八岁时，毅然尽弃其所学，去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皈依了今文经学。他在诗中写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已卯杂诗》，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龚自珍全集》（下引该书均称为《全集》）第441页。>从此，他和刘逢禄、宋翔凤、庄绶甲等人过从密切。孜孜研讨公羊家的微言大义，并用很大精力写出了《春秋决事比》、《大誓答问》、《左氏决疣》、《五经大义终始论》等今文经学著作，并根据所谓公羊义写出了《古史钩沈论》、《壬癸之际胎观》、《尊隐》等一系列充满变革思想的著作，使今文经学的阵容顿改旧观。以后他的好朋友魏源也加入今文学者的队伍，今文经学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自珍为什么要提倡今文经学，可以从今文经学的特点来分析。
首先，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便于牵强附会，发明己意。
今文经学不甚重视名物训诂，而认为经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寓有圣人的褒贬，寓有所谓微言大义，他们可以通过探索这微言大义去揣摩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或对未来的预言。特别是《春秋》被认为是“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是“圣人本据乱而作”，其中“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赐，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谷梁传》范宁序。>。因此，“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要懂得了《春秋》里圣人之微旨，就可以据以治国平天下。这样，今文经学同古文经学相比，对于经义的解释就具有不可比拟的自由，只要对某个字解释为褒或贬，就可以推论出圣人对事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也就便于牵强附会。
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动大地主叶德辉曾经指责康有为“不知经义之宏深，谨据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诸家之书，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以自行其私”<见《翼教丛编》卷三，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叶德辉的观点虽然是反动的，但却从反面道出了问题的本质。龚自珍和后来继承他的康有为之所以提倡今文经学，正是为了抹杀历代经学中的传注，以阐发自己的新思想。正如现代有些学者所指出：“公羊学对龚自珍来说，主要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提倡经世致用所披的一件合法外衣，是他表达自己社会改革的政治观点的一种依托形式。”<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其次，今文经学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可供利用和发挥。
今文经学产生的时代较早，汉初的儒生们由于经历了秦汉之交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又因为要为新兴的刘汉王朝服务，在他们的著作中就表现为对变革的承认和肯定。这一点在《公羊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按照古文经的《左传》的说法，不论天子诸侯都可以称元年，可是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只有周天子才能称元年，诸侯不能称元年。鲁隐公是诸侯，为什么也称元年呢？这就说明孔子看到周室衰微、天命将移，所以“托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而托王于鲁就是预言“春秋当兴王”，炎汉当兴。这样短短的六个字就可以解释成孔子寄托了“绌周王鲁”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在所谓“新周故宋，绌周王鲁”的说法中，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表现了对历史发展的肯定，而这种变易进化的观点正是龚自珍所需要的，他可以据以发挥引申自己的历史观。
第三，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推倒维护封建统治的汉学和宋学，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龚自珍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是矛盾的，但在思想禁锢那样残酷，文网那样绵密的时代，他只能借用旧躯壳以容纳新灵魂。而今文经学经书不多，文字简略，可以用一部经书抹杀几十部经书、几千种传注，这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叶德辉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他说：“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亦正坐蹈斯病”，“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致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之与？”<《翼教从编》卷四，叶德辉《与石醉六书》。>又说：“六经之道，扫地尽矣。诗曰：‘谁为厉阶，至今为梗？’是则龚氏之过也。”<《翼教丛编》卷三，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激烈地指斥龚自珍是提倡今文经学使六经之道扫地以尽的乱阶祸首。
综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为了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统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牵强附会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中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用以宣传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这就是龚自珍之所以要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二、 龚自珍今文经学著作的内容和特色
龚自珍所提倡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
（一）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
龚自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今文学者，他并不完全遵守公羊家法，而且对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对传统的今文经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说：“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因此他认为不能把《春秋》当作预言，而要从《春秋》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以大救俾当世”，这就是他研究《春秋》的目的。他对于《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等公羊家的理论，从而引申出他的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
《春秋》中所说的三世，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公羊家引申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又加以发挥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认为自古“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全集》第5页。>，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全集》第308页。>。这种变的思想，正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挑战，并被龚自珍直接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宣称当时的满清社会已经到了“衰世”，所谓“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古史钩沈论四》，《全集》第27页。>的“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的时刻。根据三世说，衰世之后就是乱世，就要“当兴王”，“以俟踵兴者之改图”<《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全集》第6页。>，他据此宣称一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即将到来。在《尊隐》一文中，他引公羊义把每天分为蚤时、午时、昏时，说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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