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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全集》第87—88页。>。他用这样的语言，讴歌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今文经学就是他的理论依据。公羊家认为社会制度有所谓三统，即帝统、王统、霸统，王统用文家治天下，霸统用法家霸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文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这种理论实际是受了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龚自珍把这种三统循环论中的变易进化的成分加以发挥，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全集》第319页。>。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坚决否认社会制度是圣人创造的。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2页。>。他认为语言、文字、数学、历法、方位、医药以及宗族、婚姻、法律、政治制度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自然形成的，都是“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3页。>，帝统、王统、霸统也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变革，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鼓吹“改图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中闪烁的反封建的光芒。
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他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灾难的来源都在于“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全集》第78页。>，所以应该有“四挹四注”，所谓“挹彼注兹，可以奔□”<《平均篇》，《全集》第80页。>。
在解释《论语》中的“齐之以礼”时，他竟然说：“齐者何？齐贫富也。又齐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语录》，《全集》第421页。>可见，龚自珍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且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了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均贫富”的思想，已经考虑到人格的平等的问题。在《论私》、《宥情》、《病梅馆记》等文章中，他强调个性的解放，巧妙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二）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在《春秋决事比》这一重要著作中，龚自珍援引《春秋》发挥了他反对封建纲常的进步主张。可惜这一著作已经亡佚，仅存其序和答问，但就从这点残文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封建专制的抨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统治的三条巨大的绳索，一直被奉为天经地义，不能触犯。龚自珍却勇敢的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大哉变乎！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可以变动的。他说：“《春秋》张三大，治三细，其处三大也恒优，劾之也反厉，处三细恒惬，劾之也反恕。”<《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这里说的三大就是君、父、夫，三细就是臣、子、妇。也就是说，因为三大是处于优越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君道、父道、夫道，那就应该严厉地谴责处置；相反三细由于处于卑弱随顺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臣道、子道、妇道，那就应该宽恕。按照清朝的法律，父亲杀了儿子，罪过比杀平常人要轻。龚自珍按照《春秋》则认为应该比常人更重，他举“春秋晋侯杀其世子，书诡诸卒，不书葬”为例，说明“杀世子、母弟，罪加杀命卿一等”<《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显然这是对父为子纲的否定。他说：“母预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是因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父母对于儿子都具有同样的地位，这与“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也是水火不容的。
晋国的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齐，弑其君卓子，龚自珍根据“晋杀其大夫里克，称国以杀，不去官，不去氏”，说明《春秋》对里克“是再三恩原之”。为什么要再三恩原之呢？是因为“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从君于昏”，所以可以原谅<《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7页。>。对于没有君命就称兵君侧的赵鞅，龚自珍说这是“除君侧之恶人”，就应该允许，并且说：“外臣之有兵柄者，当如是矣。”<《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6页。>龚自珍根据所谓公羊家法，在古老的经书中找到了反对君为臣纲的理论依据，把自己的叛逆思想通过古老的经学语言表达出来。在他的著作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语言触目皆是。他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钩沈论一》，《全集》第20页。>他说：“王者取天下”，“要必有阴谋焉”<《葛伯仇饷解》，《全集》第124页。>。他说：“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论私》，《全集》第92页。>揭露帝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一姓之私利。在龚自珍的时代，这些言论的尖锐锋利的确是罕见的。 龚自珍在《撰四等十仪》一文中，繁征博引书史，主张天子与群臣坐而论道。有些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废跪拜之礼，就是废君臣之义，不成其为君为臣纲了。
即使是《大誓答问》这样的纯粹经学著作，也仍然寄托着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微言。他引经据典千方百计地证明《古文尚书》中的《大誓》不是孔子所订的古《大誓》，好象只是为了说明“今文大师之不可厚诬”，这似乎并无什么意义，殊不知他是用几句短短的《大誓》遗文，抹杀了圣贤的经传，而这几句被他誉为“瑰伟渊奥”的《大誓》遗文，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如“独夫受”，“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大誓答问第二十五》，《全集》第76—77页。>，又恰恰可以发挥他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所以他才这样赞扬不已。
（三）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
龚自珍发挥了《公羊传》中的“异内外”之论，作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他说鄙弃夷狄是“春秋之家法，异内外之大科”，暗指清王朝是夷狄入主中国，而夷狄是“不可理者，理之而益棼，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二》，《全集》第58页。>；又说“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义得去，去则绝”<《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暗示清王朝只是诸侯之君，对汉人来说不存在君臣之义。
在《壬癸之际胎观》中，他用《春秋》笔法，寄托了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仇恨。他说：“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为极，以命为的；有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在这里，他以“异内外”之旨，隐晦地指出清王朝与汉族人民的利害是对立的。所谓域外之言，是指满语，域中之言，就是指汉语。他认为清王朝应该顺从的天命，汉人就不应该顺从。“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则立宗为先，及其有天下，师彼农夫，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呜呼！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不亦劝乎？既报之于后身，又芟刈其身后，不亦伤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为善之是坚。”这段话也是同样隐晦地指出了汉族人民应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持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这就是善，应该为此而互相鼓励劝勉，不要迷惑动摇，因为这是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的事业。如若不然，不但自己将是千古罪人，而且要遗祸子孙。这些话为什么晦涩难解呢？这是因为“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全集》第17页。>毫无疑问，这大忧大患就是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大忧大患，这大仇大恨就是对清统治者的大仇大恨。他又说：“道莫高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他把清统治者笼络汉族人民，使之忘记民族仇恨的手段，称作“见容”，他指出这种手段是屠戮灵魂的“心刑”，因为这会使人们失去斗争的意志。他说“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医大病、学大道皆依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全集》第15—16页。>，就是企图用“心力”去战胜“心刑”。
在《古史钩沈论》中，他也是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反清思想。他说：“王者，正朔用三代，礼备六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寿□也。”大意是：清朝政权气数已尽，它开国时本族的英雄豪杰已经完了，现在该轮到异姓的宾，也就是汉族的英雄豪杰们，该他们“当兴王”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是他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理论武器，它实质上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大率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说出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这里之所以“若受电然”，就是由于龚自珍的思想带有突出的反封建的启蒙性质，“稍进乃厌其浅薄”，乃是由于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感觉到龚自珍的思想的幼稚与粗糙。这种启蒙思想之所以幼稚与粗糙，乃是因为今文经学的古老形式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它的内容，使它仍旧具有某些封建色彩甚至封建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龚自珍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今文经学也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
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意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把许多知识分子从汉学的琐屑考订和宋学的性理空谈中解放出来，从事经世致用的学问的研究，使他们的眼界从故纸堆中移向生民疾苦和国家大事、世界潮流。龚自珍的今文经学又直接孕育了戊戌变法一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他不仅使他们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引导他们去追求新的思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方法和形式。康有为等人后来在戊戌变法中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是龚自珍的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封建思想的卫道者把“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归于龚自珍，就说明了龚自珍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龚自珍的今文经学中的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对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仁人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总而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龚自珍通过提倡今文经学，同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曾经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战场，准备了阵地，这就是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战斗意义。龚自珍自称：“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全集》第519页。>这首诗虽然很有些自负，但他的启蒙思想对当时沉闷胶固的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一代风气，却是符合事实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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