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王国维的出现决非偶然,以天下事凡其肇始皆出有源之论,从外部世界看,乃是封建体制行将没落、新的政体正欲行进的历史赋予的必然；从内部世界看，乃是甲骨文与敦煌遗书的被发现，冲击学术界的一种自觉求新的趋势。而王国维，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自觉顺应学术潮流又抢滩前沿的一位学人。因其创新的学术方法和求新的学术心态，加上良好的家庭文化教育和乾嘉学派的文化氛围之熏陶，又使他渐成一位学术大师而彰显于学术界。

　　王国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大山，信奉着“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的中国式科学研究方法，以此法看王国维自身的古史研究，也可领略到其中的现代意义。
　　在甲骨文研究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使静安先生名蜚海内外的名篇，除以称谓定时代之发明外，先生又以甲骨文缀合，使散乱零星的内容得到了疏理和统一，并让我们从辞中看到了祭祀之牲数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为10，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为3，也使我们了解了殷代对先公先王祀礼上的差别，例如：对有特殊作为的先公和直系的先王，其祭礼特别隆重，对旁系先王则祭礼稍减，有所谓大示和小示以及大示用大牢、小示用小之别，体现了宗法上的亲疏厚薄观念。剔除其惟亲因素，以礼之大小来对待上辈先公的业绩，无疑为我们现代的奖惩制度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证明。

　　静安先生古史研究的明显特点是“考礼”，在《殷周制度考》中，他为我们考出了“同姓不婚之制”，在《殷祭》中，为我们提供了商代“一夫一妻制”（基本）的婚姻形态。这样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参考价值和现代生存意义。在音韵学研究中，在“同专用通假”的启示下，我们还可从对《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研究，发现其古史研究中的现代意义。其“正名万物之意”，既在于发现了声源在文字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作用，更在于历史地证明：人类文化之起源，并不是单纯地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还在于对自然物的比照研究。这也许是我们研究上古声母的现代性积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秦都邑考》中，大肆张扬秦之迁都的盛迹与国势发展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影响现实、独具意义的发展着的历史缩影。在文字学研究中，王宁先生曾论说过：“静安先生在对《说文》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精辟地提出过了关于汉字历史发展及考释、解读的若干定律：
1、“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
2、“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后人）在作书时亦只用当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
3、“文字不独因时地而异，即同时同地亦复不同。”
4、“此千年中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物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由此以知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些堪称定律的说法，对理论的汉字学和科学的汉字学的创建都有巨大的贡献。于此我们也可看到，静安先生由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考释、解读，而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并又能为学界同仁们赞同成为一种科学的定律，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乃是以开放的意义行先进的创建。这里的发生认识论单指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特指静安先生少年时突破官学的范畴加上由西方之学术思想的浸淫而产生的开放意识和先进创建。

A、哲学为学术之核心。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都将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合于一体，并将政治思想作为学术思想的核心。而王国维却严格地将政治与学术区分开来。认为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哲学，并又以康德、尼采、叔本华之哲学思想为主要参照系，对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哲学与伦理学进行驳难和反思，初步奠定了开放意识的根基。

B、批判中国思维方式与学术方法之不足。静安先生与保守派的“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张之洞）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欲知儒家之价值，亦非尽知其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况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并明确又大胆地提出己见：“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在方法论上，静安先生运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对中西思维方式及学术方法进行了谨密的分析，并尖锐又中肯地批判了中国人好于实际研究，缺乏理性分析，长于经验之谈，短于理论之述的不是之处。

C、敏感与远见。当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时，静安先生已率先敏感到此次西方思想之冲击，将会起到中国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历史作用！又从学术古今变化的梳理中，见出佛典其时传入中国时，周秦古语便自行消减退于生活，于此，形成佛家语音这么一个新的中国语音系统；针对自己译介西方哲学与美学和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现状，预测到“新思想之输入，即新音语输入之意味也。”在这里，静安先生是以一个学者精深的学养敏悟到了新旧学术转型的历史问题，也以一个学者的博大胸怀，纳新改旧，渐渐形成了开放的意识。

　　陈鸿祥先生早在他1990年出版的《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出，王氏之学的根本所在不是继承清代的朴学，而在于他超越前辈的视野，在于他广泛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以及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正由这种价值观与方法论作主导，静安先生才会有他独特的古史研究的新意义。在学术层面上，静安先生以学术思想之新，开启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之风。它以走向世界的理论眼光和科学的实验方法，把古史研究推进到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峰。
二、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术中单纯的考古辨学研史的做法，用乾嘉之法又易乾嘉之法，使单元的旧学术思维之法变为多元的新学术之法，以此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两个世纪之交中，是有眼光有能力来把握自已而走向世界的。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和文艺理论大师，静安先生在选择和重新整合中国的学术时，表现出了时代的进步性和学术层面上的丰盈的可塑性。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文哲之治与古史之研的整合，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建立时代新学科的参照系，内中凸现的现代性的学术风范，为我们以多维的价值尺度去从事学术研究，以多元的审美视野去评判和诠释文史哲中涌现的诸多问题，甚至对于当下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都将具有基础、引导、动力的作用。静安先生这里又为我们作了先例典范。

　　综观静安先生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基本上是由《汉书》《三国志》为文化底蕴，由迎合时代的新潮，主动译介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转入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在晚期转研古史之学，也是由西方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为中介物，选择以礼之考来证史中伦理之德，尤其是《鞑靼考》《宋元戏曲史》等，以弱小民族和下里巴人为研究对象，并以切实科学的方法考证出弱小民族之历史功绩与下里巴人（宋元戏曲）之艺术价值，足可见出静安先生治学中之人文精神。在静安先生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他先于人的创造力。被他泼去的是单纯的考古感悟的综合旧法，以大综合的理性层面析解矛盾之两端，推移时代存在之差距，以考经而出考政之大绩，从而开创了影响中国学术界一个世纪的王氏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