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原名闺瑾，字璇卿，号旦吾，又自号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更名为瑾，字竞雄，清光绪三年十月十一日（１８７７，１１，１５）生，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人。光绪三三年六月六日（１９０７，７．１５）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秋瑾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杰出革命家，也是近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她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是中国文学史的必读篇目，写于秋瑾由日本回国又返回日本之时。其具体时间，目前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秋瑾是１９０４年冬回国，１９０５年春重返日本。多年来，这种观点几乎成为定论，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秋瑾留日回国，又返回日本，是她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不但关系到《泛东海歌》、《红毛刀歌》、《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及十几篇致秋誉章、王时泽等的书信的准确理解，而且关系到秋瑾何时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参加光复会，是否参加同盟会成立筹备会，何时入青山实践女校等重要问题的正确认定。弄清这个问题，不但具有文学意义，也是有史学价值的。
首先说秋瑾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我认为这个时间绝不是１９０４年冬，而是１９０５年二月下旬或三月初。理由有四个。
第一，比较了解秋瑾的冯自由记载说：“乙巳春间，瑾回国省亲。”［（１）］１９０４年，秋瑾到日本后，第一个加入的组织就是冯自由、梁慕光等人组织的“三合会”，并被封为“白扇”，即军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其言时间明确，乙巳即１９０５年，应该是可靠的。
第二，据宋教仁《我之历史》记载，１９０５年阳历一月至三月间，宋教仁在东京多次同秋瑾接触，证明秋瑾当时仍然在日本。
“一月十三日晴 巳正，至秋璇卿寓，谈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戌初回。”［（２）］
“一月三十一日阴……郭瑶皆来，偕余至加藤馆取相片，逐同至留学生会馆，阅报良久，晤秋璇卿，坐谈一刻。［（３）］
“二月十一日晴……午初辞去，回寓。刘林生来，邀余同往秋璇卿寓议事。午餐讫，遂同去秋处，本乡元町元日馆也，议良久。……晚餐讫，复至秋璇卿寓，晤得彭金门、沈强汉，谈最久。”［（４）］
“二月十四日晴……未正，至秋璇卿寓，坐良久，留晚餐。”［（５）］
“二月二十四日晴……申初，至秋璇卿寓，谈最久，酉初回。”［（６）］
“三月二十三日晴……申初，至秋璇卿寓，酉初回。”［（７）］
宋教仁日记中的时间，都是阳历。从上面的材料可以明确断定，在阳历三月二十三日，即乙巳二月十八日，秋瑾仍在日本，还没有动身，这一天，秋、宋二人交谈两小时左右。而这早就是１９０５年的春天了。
第三，从秋瑾给其兄秋誉章的信可以看出，秋瑾回国当在乙巳二月下旬或三月初。信中说：“妹因师范尚未开班，大约四月开学，暑假不放，故于近日归家一行。”［（８）］还说：“妹即日赴绍，彼时再当函达。”［（９）］中日往返一次，约需半个月，回国之后，必有许多事情要做，筹集学费、探望亲友、会晤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光复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应秋瑾的请求，给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蔡、徐等写了亲笔信。若以四月一日开学为限，秋瑾回国，至少会留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她回国是在二月下旬或三月初。
第四，由周作人的日记可以从反面证明秋瑾归国是在１９０５年阴历二月下旬或三月初。陶成章说：“瑾既返沪，即谒元培于爱国女学校，旋往南京，欲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汉无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锡麟即绍介瑾入光复会，是为乙巳六月间事。”［（１０）］周作人说：“乙巳年里，我在南京有一件很可纪念的事，因为见到一位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此人非别，即是秋瑾是也。”［（１１）］并且，引用自己阴历三月十六日的日记说：“十六日，封燮臣君函招，下午同朱浩如君至大功坊辛卓之君处，见沈翀、顾琪、孙铭及留日女生秋璇卿女士，夜至悦生公司会餐，同至辛处畅谈至十一下钟。”［（１２）］他说：“据当时印象，其一切言动亦悉如常人，未见有慨慷激昂之态，服装也只是日本女学生的普通装，和服夹衣下著紫红的裙而已。”［（１３）］《知堂回想录》虽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但其文中所引用的是当时的日记，所以，其可信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从东京到上海，约需一周，秋瑾在上海又拜会了蔡元培、周作人。既然是三月十六日在南京见到了秋瑾，秋瑾归国的时间，定为二月下旬或三月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次，说说秋瑾重返日本的时间。我认为，秋瑾二次东渡日本是在夏天，而不是春天，准确地说，是乙巳六月十五日，即阳历七月十七日乘三等舱从上海出发。其理由有三点。
第一，陶成章这样说。陶成章五月底从日本回国。他说，秋瑾拿到母亲筹措的数百金后，“瑾既得金，又至沪，会成章亦归上海，逐偕瑾见处州办事丁嶸、吕熊等，瑾出绍兴同志公函，促成章归。”［（１４）］可见，秋、陶二人在上海见了面，还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陶成章对秋瑾的行踪是了解的，上面所引的陶成章说秋瑾入光复会“为乙巳六月间事”，应确信无疑。
第二，秋瑾在上海时，写有《沪上有感》一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微雨生新凉，仲夏如深秋。鸣蜩敛夕音，熠熠迎风流。”“频年婴忧瘵，憔悴忝嘉猷。翩然冀遐征，投袂涉长流。”［（１５）］从诗句可以看出，当时已是仲夏时节，秋瑾正准备东渡，“翩然冀遐征，投袂涉长流”，就是渡海远征。
第三，秋瑾致其兄秋誉章的几封信，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信末虽没有日期，但信封上有发信日期，都是寄到北京宣武门内西四牌楼北帅胡同西路北西城路工局秋誉章名下的，现将有关内容引述如下，其中月日为阳历：
１９０５年五月廿七日信中说：“妹大约月底动身赴东，近因欲运动一官费及绍中多去几女学生留学，以备学堂师范之用，奈妹多年未回，事事隔膜，亲友又无一人，恐难达望。家中大小人丁安吉勿念。”［（１６）］从信中语气、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秋瑾尚在绍兴老家。
１９０５年六月十九日信说：“运动女生不能得手，日校又复来催促，故定月底动身也。”［（１７）］六月十九日，是阴历五月十七日，从中可以看出，秋瑾原计划阴历四月底动身，因故未行，现在准备五月底动身，日本青山学校已催促多次，可能已于四月按期开学。
１９０５年一封发自日本东京的信中说：“岁月逼人，奈何？奈何？妹在绍，前月二十六动身，在申半月，十五日上船，二十一日到东。偶感采薪，草草书达，即请暑安，伏乞珍摄。”［（１８）］结合前一封信，可以看出，秋瑾已按原计划在乙巳年阴历五月底离开绍兴，在上海滞留了半个月，于六月十五日，即阳历七月十七日登轮东渡。到东京后，得了病，这封信从语气上看就是病中所写。这同陶成章所言“已得东渡，罹病数月，愈（愈）后入青山实践女学校”［（１９）］是一致的，秋瑾自己也曾讲：“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２０）］可见，其病是因条件恶劣，中暑所致。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秋瑾是盛夏时二次东渡的。
（１）冯自由：《丁未浙江光复军倡议实录·秋瑾略历》，见《革命逸史》第六集第１２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２）（３）（４）（５）（６）（７）宋教仁：《宋教仁集·我之历史》第５１０页、５１３页、５１６页、５１６页、５１８页、５２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８）（９）（１６）（１７）（１８）秋瑾：《致秋誉章书》见《秋瑾集》第３３页、３３页、３４页、３６页、３７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１０）（１４）（１９）陶成章：《秋瑾传》。见《秋瑾集》第１８３—１８４页、１８４页、１８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１１）（１２）（１３）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１４４页、１４４页、１４５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１９８０年版。
（１５）徐培均：《关于秋瑾的一首佚诗》，《学术月刊》１９８１年８月号。
（２０）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见《秋瑾集》第１９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