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秋瑾与近代文学革新之关系,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和得到发掘的重要问题。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共同体现出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其中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她的白话文创作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具有典范性,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关键词】 秋瑾;晚清白话文运动;演说;理论与创作;文体意义

    “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①,这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一句名言。秋瑾之于这种“流行”,可谓身体力行,功绩卓著。秋瑾的时代,晚清白话文运动已经高潮迭起,白话报刊、白话丛书、白话教科书成为白话文运动的三大景观,白话观念逐渐流行,白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艺领域的白话创作已较普遍。但作为文人作家一般还是谨慎从事留有余地的,裘廷梁、陈荣衮等倡导白话的论文本身就是用文言写的,梁启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②的“新文体”风靡一时,但毕竟还不是白话文,只能“言文参半”。在那个时代,除小说、戏曲、说唱之外,纯粹的、成熟的白话诗文还不多见。唯其如此,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的白话作品特别是秋瑾的白话文创作就弥足珍贵。
    在海内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秋瑾是得到充分研究的作家之一,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目前,除了在有关其生年的确定上尚难定论而各执一说之外,其余方面诸如思想意蕴、艺术风格等皆已形成共识。然而“秋瑾研究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似乎有‘微观化’倾向”③,宏观研究相对稍显薄弱。本文试从秋瑾文体革新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探讨秋瑾与中国文学近代化之关系,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应有关注。

一、秋瑾文体革新理论发微

    现行《秋瑾集》④中,没有专门讨论文学理论的篇章,亦无系统论述文体革新的文字,故前人和今人所撰各类文学批评著述,均未涉及秋瑾之文学观。如果结合入清以来复古与创新的文学思潮,着眼于秋瑾与改良派文学革新及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联系,特别从创作实践反观理论倾向并将其置之于传统女性文学的整体背景之上,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变旧创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

务实

    “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⑤,“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⑥。这是秋瑾对徐氏姊妹的劝勉,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秋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或才女,她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和爱国者。关怀人生,直面现实,倡导女权,投身革命,贯穿于她的短暂生命历程。她不仅有着革命的愿望,更有着革命的实践。务实,成为其人其文的一种本色。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⑦,龚自珍的这两句名言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代社会政治与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成为对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纵观清代文学思潮,无论“神韵”、“性灵”,抑或“格调”、“肌理”,无不缺少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致用务实的姿态,尽管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的不同流派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及至嘉道时期,学风士风文风方才发生深刻变化,“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此后伴随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⑧的时代潮流,文学日益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政治,于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应运而生。变法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文学成为启蒙新民的法宝。继改良派作家而后起的秋瑾,正是自觉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心系现实,志在革命,将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思想解放的武器和民主革命的号角。这种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和火热的革命运动的务实品格,不仅使秋瑾的文学创作迥然不同于前代以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为能事的女性文学传统,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特别是旧派作家远离时代、逃避现实、漠视政治的创作倾向。即使在革命派作家中,其昂扬奋进的人生态度和务实尚真的创作精神,也是颇具代表性的。

    翻开《秋瑾集》,一股浓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至。妇女解放,反清革命,武装斗争,平等自由,这些新旧世纪之交的最强音,始终激荡于她的笔底。充实的内容,奋发的斗志,炽热的情感,雄健的格调,足令女性文学别开生面。她在《白莲》诗中写道:“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咏花即咏怀,这实际上从侧面表露出秋瑾去虚妄、尚朴实的审美情趣和创作原则。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正是秋瑾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之所系。

尚俗

  《秋瑾集》中不乏典雅婉丽之作,但其诗文的主导风格却是通俗晓畅,平易浅白,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和普及效应。这是与她适时尚俗的文学观念和唤醒民众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的。为了适应开通民智、鼓动革命的需要,秋瑾大胆采用白话著文,俗语入诗,写出了纯熟的白话文和新异的“歌体诗”⑨,直至“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⑩。凡此种种,构成了秋瑾文学创作最富建设性的部分。即使她的文言诗文,亦少用典,多口语,通俗自然,平易生动,且不大受旧诗韵律的束缚,多采用比较自由舒畅的歌行体和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成。

    秋瑾是一位有着较高文学修养的作家,她的书信作品不乏骈语甚至通篇骈体,早期诗词亦多婉丽幽雅之辞。但投身革命以来的后期之作则日趋通俗,这充分说明尚俗是她的一种艺术自觉,雅而能俗,正是秋瑾的过人之处。虽然她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通俗化主张,但这种尚俗适时的艺术追求仍然十分可贵,在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到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的语言解放与文体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秋瑾以自己富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俗化是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走向,从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到改良派的报章文体,莫不致力于此,尤以黄遵宪、梁启超的通俗化理论最为鲜明和系统。但是在创作实践上,革命派作家的成绩更为突出,秋瑾、邹容、陈天华、高旭、马君武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甚至连“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也顺应通俗化的趋势,写有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革命歌》、《逐满歌》。应该说,在文学通俗化的道路上,秋瑾是近代著名作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位,她在诗歌、散文、俗文学诸领域的通俗化实践,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而奠定了她在近代文学革新中的历史地位。

切用

    秋瑾是一位时代的歌手,其文学活动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言志缘情,自不必说,但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民主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这种创作上的实用主义,是对空谈性情无病呻吟的文学传统和文坛现状的反拨,与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的功利文学观是相通的,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她倡导演说文体,谱写大众唱歌,正是注目于诗文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她的现存散文作品,均系实用性质的政论、演说、题辞、文告、书札之类,是一位女革命家战斗生涯和心路历程的生动记录。长篇弹词《精卫石》也是出于宣传革命的需要,“但祈看者须细味,莫作寻常小说看,其中血泪多多少,无非要警醒我同胞出火坎。”   真人真事,现身说法,旨在唤醒女界,同建共和。她甚至还翻译过《看护学教程》。诚然这只是一种普通的译著,并无多少文学色彩可言,但在翻译活动方兴未艾和文学翻译尚不发达的1907年,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秋瑾的切用作风。

    纵观秋瑾的文学创作,可谓叛逆女性的心声,反帝爱国的战歌,妇女解放的宣言,民主革命的号角,是她投身革命的武器,具有一种特殊的功用和风采。她的作品已不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和呈艺侑觞的工具,也并非藏之名山的孤芳自赏,而能直接作用于民众,服务于革命。其诗文产生于讲坛,发表于报刊,传唱于女界,流播于大众,真正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这一20世纪初年进步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在秋瑾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崇外

     中国近代文学的革新,呈现出自身嬗变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双向发展趋势。如果说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还停留于坚船利炮等西方物质文明的层面上,那么,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为代表的改良派则注目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梁启超就曾赞叹“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   ;康有为则主张“更搜欧亚造新声”   ;黄遵宪更能“吟到中华以外天”   。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革新和发展中国文学,已成为时代的必然。秋瑾正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率先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学女性。

    秋瑾是近代中国女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杰出的代表。她敢于冲破重重束缚,“钗环典质”,“骨肉分离”   ,东渡日本留学,投身革命运动,既是一位反封建的新女性,也是一位西方先进思潮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直接赞颂西方文明的,如诗歌《我羡欧美人民啊》及诗句“成功最后十五分,拿破仑语殊足取”   、“卢梭文笔波兰血,拚把头颅换凯歌”   等。又如弹词《精卫石》第五回《美雨欧风顿起沉疴宿疾,发聋振聩造成儿女英雄》,其中就有大段唱词和说白铺叙与描绘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充满了向往之情。她又接受了外国爱国歌词的影响并借鉴近代学堂乐歌的形式,写成了《勉女权歌》等一系列新体诗歌。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表达了“他年共唱摆仑(拜伦)歌”的志向,这与同时代的苏曼殊所说“丹顿(但丁)裴伦(拜伦)是我师”一样,均体现出一种崇尚外国文学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追求。

求变

    晚清文学变革,不同于历代以复古为革新者,而能否定传统,面向未来。这固然与传统文论中的因革观念有关,但更受益于西方思潮中的进化论思想。秋瑾有着一种“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转坤力挽回”   的坚定信念,变封建专制创民主共和,变旧式女子为新的女性,铸就了她“惹得旁人笑热魔”   的叛逆性格。一反传统,变革现状,其人品与文品皆可作如是观。

    秋瑾的文学创作能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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