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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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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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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具有丰富特征、构成和层次的文章整体。文体范畴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章整体观的自觉和成熟；各种辨体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古人对文章整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细化；文体创造过程中的体用规律，体现了文章整体观念的多层次展开和转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体多层的文章整体论”式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克服了传统的“体裁－风格二分式”研究范式的学理缺陷，为古代文体论提供了统一的本体论阐释，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结合，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彰显出古代文体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体论；文体；辨体；体用论；范式转换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人们对“文体”（或简称“体”）范畴一般有“体裁”和“风格”两种不同释义。其具体做法是将文类文体论（有关诗体、赋体等的文体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体裁”，而将作者文体论（如“太白体”）、流派文体论（如“竟陵体”）、时代文体论（如“盛唐体”）等中的“文体”或“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在这两种释义的基础上，学界建立了一种“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文体论研究模式，并长期普遍遵循。这种研究模式的形成既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内部构成有关，又深受西方Theory of Genres（宜译为“文类论”）和Stylistics（宜译为“语体学”）并存互异的理论格局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直接从中国学界通常将genre和style译为“体裁”和“风格”、并将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译为“体裁学”和“风格学”看出来。[i]这一具有西方学理背景的二分式研究模式，为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人们借此对古代众多的文体现象和文体理论展开研究，并在中国古代文体论与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之间进行比较和寻求沟通，近百年间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与此同时，“体裁论”和“风格论”二分模式中一个根本的学理缺陷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在这种分而治之的阐释视野中，中国古代文体论仅仅保持了形式上的完整，而缺少一个统一的本体论说明。虽然研究者注意到了被称为“体裁论”的文体论和被解释成“风格论”的文体论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这两部分从核心范畴“文体”（或“体”）内涵的界定到整个理论的诠释都判然有别，根据逻辑自洽的学理原则，这两部分文体论实质上应该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为了弥补“二分模式”的这一缺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该根据“文体”范畴的“体裁”和“风格”二义，重新界定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范围，认为中国古代文体论应指关于“文学体裁”的常与变的理论，而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之“八体”和“盛唐体”、“山谷体”、“竟陵体”等文体论）则应被排除在古代文体论之外。[ii]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确乎达到了学理自洽的目的；但从更深层看，这一思路又难免简单和保守。其简单主要表现在把那些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撇开了事，其保守则体现在对古代“文体”范畴的两种流行释义完全接受，几无怀疑。其结果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很大一部分必须为“二分模式”前提下的学理自洽做出牺牲，徒具“文体论”之名而无“文体论”之实。鉴于此，这种做法与其说解决了问题，毋宁说更充分地暴露了“二分模式”的理论危机。这也促使我们去反思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诸如：人们参照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二分并存的理论格局对中国古代文体论所作的二分式阐释是否合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实情？是否妨碍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特殊性的认识？对中国古代文体论的核心范畴“文体”（或简称“体”）所做的“体裁”与“风格”两种主要释义是否妥当？这两部分文体论中的“文体”（或简称“体”）范畴是否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基本内涵？其中后两个问题最为根本，如果我们既能够指出对古代“文体”范畴二分释义的不当，又能够重新揭示古代“文体”范畴相对统一的基本内涵，便可以在不割裂中国古代文体论完整性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自洽的理论阐释，从根本上消除“二分模式”的学理缺陷。
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吗？下文笔者将尝试以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史料为依据，通过文献实证与逻辑分析、本体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重新解读古代“文体”范畴的基本内涵，同时辨析二分式释义的失误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切合中国古代文体论特征的新的研究范式。
一
中国古代以“体”论文和“文体”一词大约产生于汉魏之际。如汉末卢植《郦文胜诔》：“自龀末成童，著书十馀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箴缕百家。”[iii]蔡邕《独断》论“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iv]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在“文章之体”的意义上使用“文体”的两个例子。在稍后的魏晋六朝文论中，以“体”论文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第一个高峰，古代文体论也在此期间发展成熟。
从有关文献可知，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在“文”的观念框架内对有关文章的诸多问题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即使在“文体”观念产生之后，“文”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心位置。由此便引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有了“文”的观念之后还会出现“文体”观念？“文体”范畴从哪些方面发展了“文”的观念并丰富了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文体”范畴依靠什么独特的理论内涵确立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解读古代“文体”范畴内涵的基本路径。
文体范畴给人们最直接的印象是，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文章之“体”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对“体”一词的涵义有所了解。《说文解字》称：“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注：“十二属，许未详言。今以人体及许书核之。首之属有三：曰顶，曰面，曰颐；身之属有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属有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属有三：曰股，曰胫，曰足。”藉此可知“体”本指由“十二属”构成的人的完整身体。“文体”之“体”显然是“人体”之“体”的一种比喻用法，那么我们可否推测：“文体”一词也可指“文章整体”？
这一推论得到了一些古代文体论文献的直接证实。《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体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诸多表述一再明指或暗示文体具有文章整体性特征。如《附会》篇：“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刘勰借用“偏枯”这一中医术语，并从同为中医术语的“血脉”和“气脉”中化出“义脉”一词，形象地说明文体应该是与人体一样的气血流通的有机生命整体。再如《总术》篇：“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此句意为，文体应该是由多种创作方法相互结合、协调共同完成的文章整体，如果这些创作方法相互背离、对立，文体就会解散，无法构成一个整体。又如《章句》篇：“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所谓“弥缝文体”，意为恰当使用虚词可使文章整体结合得更加严密。再有《论说》篇：“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这里的“解散论体”则是从“论”这一文类文体的角度表明文体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还有《序志》篇：“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句中的“文体解散”意为圣人所创立的经典文体，并没有作为完整的文章范式被后世作家所继承，现实中的文体已经支离破碎。[v]
在上面这些表述中，刘勰所说“文体”的具体所指虽然有所不同——或泛指一般文章之体，或专指某类文章之体，或特指经典文章之体，但都是将这些文体作为文章整体来看待的。另外，文体的文章整体性特征并非是明确界定的，而是从其行文中自然体现出来的；由此也可见，对著者来说“文章整体”乃是文体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无需刻意强调。如果再将上述有关文体的表述置入《文心雕龙》整体语境中作进一步参照，还会发现，文章整体观乃是刘勰关于文章的一个基本观念，而有关文体的整体性特征的描述不过是其文章整体观的具体表现。[vi]
事实上，任何一篇文章或一类文章都是一个完整体，这一客观事实与“文体”范畴没有必然关联。但是考察中国文论史可知，在文体论产生之前，人们并未对文章的整体性形成自觉关注，故极少直接论及文章的整体性特征。文体范畴的出现，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文章整体与人的生命整体之间的相通性和相似性，标志着古人关于文章整体观念的自觉和强化。“文体”范畴在“文”范畴之后出现，其重要意义之一即在于将文章的整体性特征突出出来，将此前潜在的文章整体观彰显出来（“文体”范畴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后文将继续阐述）。自此，中国古代的文章整体观有了一套自觉的、贴切的理论话语；正是在文体论产生之后，古代文论中有关文章整体特征的论述迅速丰富起来，并发展成为系统的文章整体论。
在中国古代文体论视野中，文章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中国古代文体论所反映的文章生命整体观，不仅直接涵蕴在“文体”这一广泛使用的范畴中，而且体现在以“文体”范畴为中心所衍生的有关文章生命整体的具体描述中。如《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都是以人的生命整体喻文章整体。其他古代文论中常用的诸多描述文章生命整体的术语如“体气”、“体格”、“体调”、“体韵”、“体趣”、“神韵”、“精神”、“风貌”、“风韵”、“风格”、“气韵”、“气格”、“气脉”、“骨鲠”、“风骨”、“骨髓”、“骨劲”、“骨韵”等，也与文体论关系密切。钱钟书先生曾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指出中国传统文论具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的特点，[vii]并列举大量中西方文论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沿着钱钟书先生的这条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文体论联系起来。“文体”范畴是中国古代文章生命整体观的集中体现，钱先生所列举的众多范畴和命题，其实都是对文体的规定和描述，都可归入古代文体论的名下。
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文章生命整体观不是一个孤立的文论现象，而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思想的生命整体观在文体论中的体现，蕴涵着深厚广大的生命整体意识。这种生命整体意识滥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流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分支和各个层面，渗透在传统文化的很多重要观念中。《周易》所总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是这一生命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基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其基本特点是将思维着的主体——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结构扩展到所有或有生或无生、或天然或人为的事物，其结果便是万物与人同体，天地与人同体，宇宙与人同体。方东美先生在《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一文中曾说：“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点，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他又将这一思想称为“机体主义”：“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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