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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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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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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赜然纷呈，然克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一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等等。进而言之，此类披纷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viii] 方东美先生所说的“机体主义”也即“生命主义”，以此理念观照中国古代文体论，会有更深的领悟。
据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古代的文体是指各种文章的整体。
二
但问题显然不会这样简单。“文章整体”是古代文体范畴一项最基本的规定性，却并不是其全部规定性；文体范畴显然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是由古代文体现象和文体论的复杂性决定的。
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体论中有非常丰富的“辨体”理论。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曾根据不同标准将“辨体”分为五类，以此为基础，再综合其他文论著作中的辨体论，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其一可称为文类文体的辨析。这类辨体所得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各种文章类别，古人常常称之为“诗体”、“赋体”、“词体”等，或直接称为诗、赋、词等。其中一些文体类别还可作更细的划分，如诗体又可分为古体和近体，古体又可再分为四言古体、五言古体等，近体又可再分为五言律体、七言律体等。这种“辨体”理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体裁”。其二是严羽所谓的“以时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建安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等。其三是严羽所说的“以人而论”的“辨体”形式，如苏李体、曹刘体、徐庾体、少陵体、太白体、山谷体等。其四可称为“以派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元白体、西昆体、太学体等。其五可称为“以品而论”的“辨体”形式，如形似体、质气体、情理体、飞动体、婉转体（见《文镜秘府论》“十体”）等。其六是以写作技巧为标准的“辨体”，如五韵体、五平体、五仄体、失粘体等（见明杨良弼《作诗体要》）。在这几个较大的辨体形式之外，还有效汉武帝与群臣所赋之诗的“柏梁体”，效《文选》所选之诗的“选体”，效南朝徐陵编《玉台集》之诗的“玉台体”，效韩偓艳情诗而有“香奁体”，效梁简文帝诗而有“宫体”……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辨体”理论中的“文体”（或“体”）范畴，学界一般解释为“风格”。
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体裁”与“风格”这一流行的二分释义是否准确反映了各种辨体论中的“体”范畴（应为“文体”的简称）的基本内涵？如果不是，这些“体”范畴的内涵是否具有某种统一性？而且是否具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其二，除了“文章整体”这一基本规定性之外，这些“体”范畴和“辨体”论还反映了文体的哪些属性？这些文体属性与“文章整体”这一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形式“辨体”中“文体”范畴的涵义并不应该作截然两分的解释；换言之，“诗体”、“赋体”等与“建安体”、“太白体”、“西昆体”、“婉转体”、“五韵体”、“柏梁体”等两类文体称名中的“体”范畴应该具有某种统一的基本内涵。对此我们首先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加以说明。这些不同形式的“辨体”，实即是从不同角度对文体进行分类。凡文必有“体”，文体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古人为了对文体现象作更具体深入的了解，便需要对文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分类。因为分类的依据不同，所以区分的文体类别便不尽一致；但又因为分类所得仍然是某种文体，古人便称之为“XX体”。这样，在作为所有文体总称的“体”这个概念与作为各种具体文体名称的“XX体”等概念之间，便形成了“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关系。显然，在各种形式的表示具体文体的“XX体”等种概念中，作为属概念的“体”本身并无根本差别，不同的是对“体”的限定和修饰。
进而言之，上述各种形式“辨体”中的“文体”范畴是否都含有“文章整体”之义？这个问题可以分三层说明。首先，前文已从一般层面论析了古代文体范畴最基本的内涵乃是指文章的整体存在，而在上述各种形式的“辨体”中，“体”范畴所表示的对象并没有因为辨体标准的不同而改变，因此这些“体”范畴的仍然含有“文章整体”这一基本内涵。其次，就上述第一种“辨体”即文类文体的辨析来说，其分类所得即为一系列具体的文章类型，“诗体”、“赋体”、“颂体”等则是这些文章类型的名称。每一种文章类型，无论所含文章数量是多是少，都应该是一个整体存在，如前引《文心雕龙·论说》篇的“解散论体”可以直接说明这一点。古人在辨析文类文体时，始终着眼于各类文章整体的特征和构成，这一点可以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等很多辨析文类文体的著作中看出来。尽管这些论著在描述每种文类文体的特征时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但是从整体上看则论及了包括文章内容和形式在内的各种因素。反之，如果“诗体”、“赋体”等中的“体”范畴不含“文章整体”之义，它们是不可能作为某类文章的名称的。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古人在论及文类文体时，常常会用到“体裁”、“体制”等词，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称：“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文章必先体裁，而后可论工拙。”《围炉诗话》称：“诗文体裁有异。”但考诸有关文献，“体裁”、“体制”应是指文章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与“文体”一词的基本内涵区别明显。从范畴层次看，“文体”应为古代文体论的一级范畴（或核心范畴），“体裁”、“体制”则是由“文体”范畴衍生而来的次一级范畴，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有关理论表述看，当人们谈到文类文体时，其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总是会被特别强调，因此与其说“体裁”、“体制”等词是对文体范畴基本内涵的界定，毋宁说是对有关文类文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的具体描述。总之，“文体”所指是文章整体，而“体裁”则是文章整体的规范性和特征性构成，是对文体的某个层面的说明。
第三，需要着重辨明的是，学界将上述后一类形式“辨体”中的“文体”范畴解释为“风格”并不准确，这些“文体”范畴应该同样具有“文章整体”之义。将这些辨体中的“体”理解为“风格”、“风貌”等，不仅与上文的逻辑分析不合，更重要的是与古代文体论的实情不符。唐代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中的“辨体”之“体”，是人们作为“风格”之“体”一个常见的例子，但是我们再看皎然本人究竟是怎么说的：“评曰：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才性等字亦然。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一字之下，风律外彰，体德内蕴，如车之有毂，众美归焉。”[ix]这里的“辨体”之“体”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不必费神揣测，皎然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所谓“一首举体便高”、“一首举体便逸”，表明这里所辨之“体”乃是一首诗的“举体”，也即一首诗的整体。此其一，其二，皎然又说：“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这里的“体”自然即前面所说的“举体”，而“体有所长”意为每首诗在整体上都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即下文概括为“一十九字”的“高”、“逸”、“贞”、“忠”等。研究者之所以把这里的“体”理解为“风格”，主要原因在于既没有充分注意到皎然所说的“举体”一词，又没有将“体”（即“举体”）与“体有所长”区别开来，也即没有把一首诗的整体与这首诗整体上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区别开来。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里的“体”即是指“高”、“逸”、“贞”、“忠”等诗歌特征；又因为这些诗歌特征习惯上可以称为“风格”，因此便“顺理成章”地将这里的“体”理解为“风格”。但是，正如诗的“举体”不等于“体有所长”，诗的整体也不等于诗的“风格”。[x]
皎然所说的“体有所长，故各归功一字”，对正确理解古人有关文体的表述很有启发意义。每种文体都是一个整体，但是每种文体又总是表现出一种或几种最突出的特征，并成为古人命名这种文体的标志。这些突出的特征可以是语言形式层面的，可以是题材内容层面的，也可以是审美特征层面的；可以是比较“实”的，也可以是比较“虚”的；可以与作家个性有关，也可以与时代风会有关……但是任何一种特征都不等于文章的整体（即文体）。
对照《诗式》中的这段话，许多围绕文体范畴内涵的纠缠便可迎刃而解。“体有所长”，可以“归功一字”，也可归功二字，如《文心雕龙·体性》篇“八体”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可归功四字，如《沧浪诗话》“诗辨”之“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等。古代文体论中有很多“文体如何”或“体如何”之类的表述，其实也都是将“举体”之“所长”，“归功”若干字。如钟嵘《诗品》称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称郭璞“文体相辉，彪炳可玩”，称陶潜“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称袁宏“虽文体未遒，而鲜明劲健”等。钟嵘所说的这些“文体”，研究者也多理解为“风格”、“风貌”等，但钟嵘其实已经在另一个地方点明了他所说“文体”的基本涵义。“晋平原相陆机”条，钟嵘称陆机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xi]这里的“举体”与皎然所说的“举体”是一回事，都是指诗的整体。所谓“举体华美”，意为陆机的诗在整体上具有“华美”的艺术特征。依此，前面所说的“文体华净”、“文体”“彪炳”、“文体省净”等，都应理解为这些诗人之诗整体上具有“华净”、“彪炳”、“省净”等艺术特征。研究者将这里的“文体”理解为“风格”，原因与将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之“体”理解为“风格”基本相同。其大致思路是：因为“华净”等诗歌艺术特征也可称为诗的“风格”，论者便将“文体华净”等同于“风格华净”，如此一来，这里的“文体”似乎便相当于“风格”了。但是这种置换的错误是明显的：尽管既可以说“文体华净”，也可以说“风格华净”，但前者是从诗歌整体谈“华净”这一特征，后者则是在诗歌整体的“风格”层面谈“华净”这一特征，其间差异不容忽视。
既然在各种辨体形式中所辨之“体”仍然有“文章整体”之义，那么古代如此丰富的“辨体”理论究竟有什么独特意义呢？其主要意义应该在于，在“文体”范畴所表征的文章整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各类文章整体的各种具体特征，反映了古人对文章整体特征的高度自觉。在文体论和辨体论产生之前，古人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文章特征意识，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章分类理论。如《尚书》之文在名称上已经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区别，《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诔等“六辞”之说，《诗经》篇章在先秦时已被分为风、雅、颂三类等。这些论著不仅详列文章类别之名，且对各类文章的特征多有论析。时至汉魏六朝，随着辨体理论的发展，古人对文章特征的认识进入了一个空前自觉的阶段，此前有关文章分类和文章特征的论述也融入到了文体论之中被重新表述。如《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誓、命等，在东晋托名孔安国著的《尚书序》中被称为“六体”，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再加上贡、歌、征、范四体，合为“十体”；《毛诗大序》所分的风、雅、颂等在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中被称之为“三体”。更重要的是，文章分类论发展到辨体论阶段后，文章类别和文章特征的辨析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其分类更加精细、完备，另一方面，当诗、赋、颂、铭、诔、书等被称为文体之一种后，人们对其特征的描述也越来越精炼。如曹丕《典论·论文》将奏议二体的特征概括为“雅”，将书论二体的特征概括为“理”，将铭诔二体的特征概括为“实”，而将诗赋二体的特征概括为“丽”；陆机《文赋》以“缘情而绮靡”为诗体的特征，以“体物而浏亮”为赋体的特征，以“披文以相质”为碑体的特征，以“缠绵而凄怆”为诔体的特征……等等。描述的精炼反映的是人们对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化和对文体特征概括程度的提高。而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在传统的文类文体辨析的基础上，又从另一个角度概括出分别具有“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等特征的八种文体。这是一种以高度抽象、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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