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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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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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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与风格二元论”，那么本文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可称为“一元多层的文章整体论”。首先，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为各种形式的古代文体论和古代文体现象提供了统一的本体论说明。本文从“文章整体”这一基本内涵层面，发现了各种辨体形式中文体范畴的共同的意义基础，此前分属“体裁论”和“风格论”的古代文体论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在传统研究范式中为了学理自恰而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的那些被理解为“风格论”的文体论，在新的研究范式中得到了合理的说明，由“例外”变成了“常例”，恢复了其在古代文体论整体中应有的位置。这一传统研究范式危机的解决，也成为新的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确立的标志。其次，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古代文体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古代文体范畴所指的文章整体并不是静态的、平面的整体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与逻辑展开相统一的过程中的动态的、多层次的整体存在，其历史发展和逻辑展开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体用规律。新的研究范式揭示了古代文体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指出了古代文体论方法论的本体论根基，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本体论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第三，新的研究范式在古代文体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同时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古代文体范畴所蕴涵的文章整体观还是其方法论所遵循的“协和以为体，奇出以为用”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深厚的渊源和基础：前者折射出了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整体观，而后者是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思想方法论——体用论——在文体论中的具体运用。这一联系的揭示，彰显了古代文体论丰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中重新确定古代文体论在传统文论和文化中的地位。
当然，新的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并不是对传统研究范式及其研究成果的简单否定，而是将过去的研究成果经过本体论和方法论转换，整合到新的研究范式中，通过转换理论基点和研究视角，使得对同一对象的研究获得新的意义。例如，传统范式中对古代文类文体理论和现象的很多具体研究并没有失效，人们对各种“体裁”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历史流别的分析也仍然有价值，但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我们则应该意识到，古人从文类角度对文体的分类和论述不过是各种文体分类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尽管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与从作者角度、时代角度、流派角度等对文体的分类相比，其间只有分类角度和分类标准的不同，并没有分类对象的差异。因此，为了表明文类文体与其他类别文体之间的这层关系，新的研究范式会倾向于用“文类文体”而非“体裁”称谓古代的诗、赋、颂、诔等各种类型的文章，用“文类文体论”而非“体裁论”以示与“作者文体论”、“时代文体论”、“流派文体论”等其他形式文体论的区别和联系。再如，传统研究范式中对古代文章“风格”理论和现象的研究也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原有的与“体裁论”研究相对的“风格论”研究应该改称为“文体风格论”研究或“文体特征论”研究（本文更倾向称为“文体特征论”研究，因为“风格”涵义限制较多，难以概括无限丰富的文体特征）；原有的“体裁风格论”、“作者风格论”、“时代风格论”和“流派风格论”等，也应改称为“文类文体特征论”、“作者文体特征论”、“时代文体特征论”和“流派文体特征论”等。但是，从传统研究范式发展到新的研究范式，其变化又不仅是传统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整合那么简单。除此以外，新的研究范式自然还会产生一些传统研究范式中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整个理论结构的调整、文体范畴基本内涵与文化内涵的重新阐释、古代文体论方法论的重新描述和分析、各种“辨体”形式的关系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的重新阐发等。
[i] 中国学界对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有多种译法，前者有“体裁学”、“文类学”、“文体学”等译名，后者有“风格学”、“文体学”、“语体学”等译名。比较而言，“文类学”和“语体学”更切合其本义。西方Theory of genres和Stylistics与中国古代文体论的详细比较以及对学界有关双方研究的具体评介，是一个较为复杂微妙的问题，笔者已另文论析。
[ii] 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iii] 选自《全后汉文》卷八十一，清严可均辑自《北堂书钞》卷九十九。
[iv] 选自张溥本《蔡郎中集外集》。
[v] 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引文均见《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vi] 《文心雕龙》屡屡强调文章的整体性，如《镕裁》篇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篇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等。《附会》篇则可视为刘勰文章整体观的一篇专论，其中关于“附会”的“释名彰义”、关于文章“体制”构成的生命譬喻、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和“首尾相援”的一再强调等，都体现了文体观与文章整体观的内在联系。
[vii]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冀勤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viii] 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1964年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论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ix]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x] “风格”本义指人的一种严整、刚健的品质，用于论文则泛指文章的各种内在品质，因此“风格”应该是“文体”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
[xi] 有关钟嵘《诗品》的引文均引见《诗品注》，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xii] 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页。
[xiii] 范应宾：《文章缘起注·题辞》，见《文章缘起注》，任昉著、陈懋仁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xiv] 根据上下文意，句中的“无”疑为衍字。
[xv]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4页。
[xvi] 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5－76页。
[xvii] 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中“体裁论”与“风格论”二分的阐释模式的产生与流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类学（theory of genres）与语体学（stylistics）二分格局的影响。但事实上双方并不能简单地对应。西方文类学与语体学分别有各自的核心范畴genre（意为“文学类型”）和style（可理解为“有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二者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古代文体论中的文类文体论和其他形式的文体论（如作者文体论、时代文体论等）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范畴“文体”，它们应该是同一个文体论体系内的不同组成部分。
[xviii] 参见钱志熙《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该文指出古代文体范畴有体裁和体性（即“风格”）二义，并据此认为古代文体学应该是指关于文学体裁的理论，而那些他认为属于古代文学“风格论”的理论（如《文心雕龙·体性》篇之体论以及盛唐体、山谷体、竟陵体之体论等）则应该排除在古代文体学研究之外。
[xix] 参看杨东林的博士论文《魏晋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中山大学2004年。
[xx] 参看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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