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与宋元白话小说相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准纪事本末体较为尊重实录原则，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准话本体注重故事的情趣，风格诙谐；准笔记体洋溢出掌故风味。《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集诸种文体之大成，遂成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小说。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致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思想内涵（主题）的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忽视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作。本文将具体地予以探讨。
一、准纪事本末体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
（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地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阐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曹操的这一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读者中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部分准话本体章节中，《三国演义》往往能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维被孔明的反间计逼得进退无路，“维寻思良久，前有孔明，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得下马投降。”直接交代姜维“寻思”的内容，读者便不再有什么疑惑。由此一例，不难看出，面对人的心灵世界，准纪事本末体与准话本体的描写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和正史一样，准纪事本末体的人物语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郭嘉遗计定辽东”是个恰当的例证。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确实，郭嘉的语言是高度理性化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传达给读者许多智慧。如果以个性化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语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它如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见西凉增兵则有喜色的情节，其写法近于《左传》之“曹刿论战”，目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来“论”，来传达人物的识见。
中国的正史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作者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有关的语言和行动，准纪事本末体亦然。采用这种叙事角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时受限制较少，又不致使读者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用于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确较为便当。但也有一个不容讳言的短处。既然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描叙曹操、荀彧、郭嘉等人的计谋时，就不可能采用有意隐瞒读者的悬念技巧，而是从开端便介绍得清清楚楚，由于读者对其内幕一览无余，再好的计谋也无法产生令人拍案惊奇的效果。至于“贾文和料敌决胜”等仿“曹刿论战”的片断，先交待结果，后说明原因，似有悬念的功用，但作者的目的，却是以“论”为中心，旨在表现历史人物的识力。
以上我们从回避直接心理描写、人物语言的理性色彩、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三个方面讨论了准纪事本末体处理题材的特点，下面将重点分析其价值体系。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准纪事本末体价值体系的核心所在，这强有力地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准纪事本末体部分，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对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纯，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关于曹操的描写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赞赏他的“术”（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构成相关情节的真正意蕴。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
人才乐于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为他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尤其对于谋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肯定他们的智慧的优越，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有个例证必须提到。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果然取胜。但曹操回到易州，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比较起来，袁绍几乎不懂得尊重谋士。袁绍进兵官渡，田丰在监狱中上书劝阻，袁绍不听，大败而回。田丰料事有验，而袁绍非但不奖励他，反以为田丰会讥笑他而杀了田丰。“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从“智足以揽人才”这个角度看，曹操是称得上明主的。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从两个侧面来观照。一个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忠”。比如，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目无君上，但始终未僭至尊之号。就实质而言，这是他权术过人之处，目的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表面上，这却是“忠君”的举动。另一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爱民”。董卓专权，自诩“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袁术征讨徐州，“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禁止军队扰民，以致有“割发代首”之举。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与之形成对照，袁绍、董卓等的失败也正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从肯定曹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三国演义》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欣赏之意。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纪事本末体部分的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影响到《三国演义》对魏、吴阵营的谋士、战将的评价。如果单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来评价人物，曹操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许会被鄙薄为是非不分。然而，《三国演义》却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为他们安排了异常显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将的标准大体有三条：
（一）是否善于择主。三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君臣关系有异于天下大治时期，“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不善于择主成为衡量将、士高下的首要标准。所谓善择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还是“仁君”，这倒无关紧要。郭嘉、典韦等之为《三国演义》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择主的田丰（袁绍谋士），自杀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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