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否忠于其主。这里的“忠”，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其心理依据，与无条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着不同的内涵。于禁是曹操的爱将，襄阳一役，竟然向关羽乞怜。曹操闻讯，慨叹道：“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即旨在蔑视他有负知己。有负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残暴的军阀，恶贯满盈，罪不容诛，但董卓被诛，蔡邕却伏尸而哭。甘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岗许为“君子”。

    （三）将须有勇，士须有谋。在刘备和司马徽的一段对话中，司马徽将孙乾、糜竺、简雍之辈嘲笑为“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人”，缺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解决现实的政治、军事问题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国的舞台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为战将，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只要贪生畏死，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比如，“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这是《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承认的；然而，白门楼就刑，他却可怜兮兮地求刘备说情，以致他的部下张辽当面骂他“匹夫”。《三国演义》所推崇的是那些杰出的谋士和勇将：他们属于哪一阵营（或魏或蜀或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谋或勇的良好素质，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历史正统观对人物评价的影响。人物的高下取决于他们作为将、士的属于战争伦理范畴的品格。

    　　二　准话本体

    《三国演义》的准话本体部分是从宋元说话与戏曲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表现刘备集团，其题材处理方式和内在价值体系都与准纪事本末体有别。就题材处理方式而言，准话本体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相对于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忽视实质性史迹而重视装饰性描写；所谓装饰性描写，指作者虚构的若干情节，有助于塑造人物，却并未影响历史进程。可以拿赤壁之战为例。赤壁破曹，究竟是刘备功大，还是孙权、周瑜功大？这一历史公案向有争议。但无可否认，从唐代起，在士大夫的诗文中，被视为曹操的正面敌手的，是东吴，不是西蜀。《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自也不可能抹掉周瑜作为前线指挥官的事实，但作者却用一系列装饰性描写，成功地突出了刘备集团尤其是诸葛亮的形象，并通过对周瑜的漫画式嘲笑消解了这一人物的作用。其中格外著名的装饰性故事有：舌战群儒、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祭东风、义释曹操。

    （二）经常使用悬念，以造成神秘感和传奇色彩。《三国演义》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呈对比格局的事实是：小说写曹操、郭嘉、荀彧、贾诩、陆逊、周瑜诸人用计，大都事先交待清楚，由于读者对事件的过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便不再感到神秘、神奇、不可测度。但写诸葛亮用计，则往往采用悬念的手段。其方式有二：一为锦囊妙计；二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目的都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锦囊妙计”的悬念手法多次使用，第一百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干脆以之标目。魏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将没有人能够驾驭他。因此，诸葛亮遗命马岱、杨仪二人，联手干掉魏延。如果去掉锦囊，诸葛亮这一遗计的运用也许更为自然。但准话本体在刻画诸葛亮时，是宁愿违背情理，也不愿因追求自然而丧失传奇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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