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秋瑾是一位选择了新的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的新女性,她的文学创作同样呈现出新异的面目,创新意识十分突出。如果我们联系秋瑾留日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实际来看,就会真切感受到其文学创新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而逐渐展开的。她虽然还不可能创造出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新名词、新语句、新境界、新风格、新形象、新情趣,已在后期创作中随处可见,形成主流,其内容之新异自不待言。她的白话文创作在五四以前的著名作家中是最富实绩的;她的“歌体诗”是一种最接近于白话新诗的过渡形式;她的词作豪放凌厉,不让须眉;她的弹词一洗幽怨,高唱入云,“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   。没有一种刻意求新的精神,这些成就的取得将是难以想象的。

    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秋瑾的这些文学革新观念或许理论性尚不够鲜明和系统,但却着实贯穿于她的创作实践当中,并引导着她的文学创作结出革新的硕果,“歌体诗”、白话文、《精卫石》,便是其文学革新的代表性成果。

    秋瑾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她还特别著文称赞演说的五大好处:　　　　

    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钱,听的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

    她又明确指出:“演说一事,在世界上大有关系的”,“西洋各国,演说亦为一种学问”,具有“唤醒国民开化知识”之功用。这些文字颇具理论建设色彩。有鉴于此,这篇《演说的好处》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演讲学’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说风气与演说文章,固然缘于宣传革命的实际需要,也与秋瑾“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   的个性和风采有关,但还受到了西方散文中盛行的“演讲”一体的启发。其实,我们从秋瑾自己的话中已见端倪。

二、秋瑾文体革新的贡献

    秋瑾在近代文体变革与白话文学的建设中,不仅富有创作实绩,且有理论倡导之功。她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散文白话化的历史进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创办白话报刊。1904年9月,秋瑾创办的《白话》杂志在东京出版。她有感于“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   。这是早期白话报刊中较早的一种。归国后,她又于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杂志,并感叹中国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学报》“只出了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还批评当时的《女子世界》杂志“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   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秋瑾连办两种白话刊物,惨淡经营,不遗余力,这在当时女界屈指可数,即使在整个学界,也是功绩卓著。

    其二,倡导演说活动。文言文的最大弊端便是言文分离,“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   黄遵宪曾经精辟地指出言与文的关系利害,并倡创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的新文体,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理想。然而黄遵宪本人和他同时代的改良派作家们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诗则“旧风格含新意境”   如新派诗,文则“言文参半”如新文体。秋瑾于1904年在东京与留日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制定《演说练习会简章》13条,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凡关于各专门学及新理想议论精确于国内有应[影]响者,其稿交书记录存,以备印刷发行。”   秋瑾的三篇演说稿即发表于《白话》一、二、三、四期上。这就将白话的演说词的“言”与白话的演说稿的“文”完全统一了起来,真正做到了言文合一,实现了“我手写我口”。

    其三,发表白话散文。秋瑾不仅积极倡导白话文,也努力实践白话文。她曾为多种白话报刊或妇女报刊撰稿,率先垂范,开启风气。《白话》杂志第一期刊有《演说的好处》,第二期刊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三期刊有《警告我同胞》(未完)。《中国女报》第一期刊有《发刊辞》、《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未完),第二期刊有《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看护学教程》(续)等。此外,她还在《女子世界》二卷一期发表有《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弹词《精卫石》亦“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以女报出版两期,费绌停顿,搁置勿用。”   这些白话文和报章体文传播范围广,影响大,有力地推动了白话运动和文体革新。

    其四,重视民间文艺。民间文艺尤其是俗文学作品,在“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的进化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文人作家进行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动力和参照,改良派作家和革命派作家莫不注目于此,实非偶然。秋瑾这方面的实践主要是弹词和“唱歌”。秋瑾写作于1906年前后的《精卫石》和陈天华发表于1903年的《猛回头》,堪称近代文学史上反映现实鼓吹革命的弹词双璧,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唱歌”亦即歌词之作,虽系韵文,但散文化倾向异常鲜明,如《我羡欧美人民啊》:　　　　

    得自由,享升平,逍遥快乐过年年。国命都是千年永,人民声气权通连。商兵工艺日精巧,政治学术益完全。兵强财富土地广,年盛月异日新鲜。这可不是轰轰烈烈的文明国么?可怜今日我中国的同胞啊!遭压力,受苦恼,国贫民病真堪忧。

    前节描写欧美人民“文明”景象,格调欢快流畅,三言与七言兼用,有歌谣之风;后节先以十三字句与十一字句上承下启,继以三言句和七言句作结,痛陈“国贫民病”的祖国同胞之“苦恼”,语势愤激沉痛,形成鲜明对照。通篇已经自由化和白话化了。

三、秋瑾白话文创作述评

    明乎秋瑾创办白话报刊、倡导演说活动、发表白话散文、重视民间文艺四项建树,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余年前,她就写出纯粹而成熟的白话文了。秋瑾的散文现存41篇,长短不一,大抵为政论、演说、文告、题辞、书信之类,没有纯文学意义上的“美文”。这大约是秋文不受文学研究界重视的原因。这些文章多数仍为文言文,基本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成,是一种实用性强的浅近文言文。其中《致徐小淑绝命词》系骈体,《某宫人传》用典雅的古文笔法写成。少数为白话文,代表着秋瑾文体解放的成就。

    秋瑾的白话文现存四篇。《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均发表于1904年出版的《白话》,上距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   的口号仅六、七年时间,属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的早期作品。这三篇纯用白话写成的演说词,说理充分,条理明晰,文风平实,语汇丰富,一般说来俗有余而雅不足。倘仅从艺术水平看,正像高旭评说黄遵宪新派诗的那样,“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如秋集中古文《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甚至骈文《致徐小淑绝命词》均比这三篇白话文艺术精美,文辞优雅。但其中有些段落确乎写得感情沉痛,描绘真切,形象鲜明,气韵生动,已有相当艺术水平和美感效应,切不可作一般宣传应用文字看。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开头一段: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

    这段文字语言明白晓畅,语气亲切委婉,现身说法,痛定思痛,感染力与鼓动性兼而有之,语言之生动,描绘之传神,文气之流畅,口吻之毕肖,甚至为一般古文所不及。细玩文味,实能俗中见雅,文情并茂,几能脱尽民间说唱之粗浅格调,在早期白话文中,堪称珍品。

    时隔两三年之后发表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更趋纯熟精美的白话文。《中国女报》将其列入“演坛”栏下,可见性质仍属时论演说之类,但确已带有一定的“美文”色彩,情感充沛,文笔细致,语句灵活,辞采斐然。文中将新旧女性的两种生活对照写来,娓娓而谈,曲尽其妙。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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