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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文体辨析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而其学术渊源则来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二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史学乃至佛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期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佛学家无不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工作,并因此构成了本时期主要的学术背景。在这个背景中开展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包括总集编纂),都鲜明地带有追溯源流的特征。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本不明等时风末弊,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文体辨析 文学批评 学术渊源

  一
  
  汉魏六朝是各种文章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最兴盛时期。自秦汉王朝建立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适应着新王朝统治的需要,各种新的政治制度和措施都逐渐建设起来,而服务于这种制度和措施的各应用文体,也相应地产生或发展变化;同时社会成员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关系具有了新的内容,各种不同的往来、不同的事件产生了不同的文字表达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是应用文体大备的时期。由于文体的迅速增繁,各文体间的界限在发生之初往往有混淆,尤其一些相近的文体,它的施用对象、写作风格等都亟需作出规定,所以文体辨析是这一时期作家、批评家最关注的问题。综观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文体辨析其实是批评家讨论写作、评骘作家作品的基本前提。[注解:参见拙作《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因此讨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广泛展开的,但其学术渊源,却可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汉朝立国,接于暴秦之后,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据此知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汉书·刘向刘歆传赞》说:“《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颜师古注曰:“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以及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即基于此点。
  文体辨析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辨文体的类别,每一文体都有自己的特性,诗自不同于赋,而颂与赞也各有异;二是辨文体的风格,所谓“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三是辨文体的源流。文体的源流,界限明确,但文体的风格与类别较易混淆。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认为宋明以前的“体”实即“以艺术性而得到其形相”,徐氏的“形相”即同大陆所言的风格。他又说:“文体的观念,虽在六朝是特别显著,而文类的观念,则在六朝尚无一个固定名称。但从曹丕以迄六朝,一谈到‘文体’,所指的都是文学中的艺术的形相性;它和文章中由题材不同而来的种类,完全是两回事。”〖ZW(〗《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徐复观先生以“文体”包括风格也即他所说的“艺术的形相性”,和类别不同,是不错的,但他称从曹丕迄六朝的“文体”概念都指风格而非指类别(徐氏又称:“类名之建立,今日可考者,似始于萧统之《文选序》。此后对文章题材性质不同之区别,几无不曰‘类’”),则值得商榷。以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中重点论述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种文体,强调“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说“雅”、“理”、“实”、“丽”分别是四类文体各所应有的写作特点,也即各体的风格,这里的“体”确是指的“风格”。但在论述这四类文体风格之前,曹丕还说过:“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个“体”很明显指的是文类。曹丕的意思是说,作文的体类不止一种,有诗,有赋,有书,有论,有的人长于诗,有的人长于赋,但文人相轻,往往以自己所长来诋毁别人。其实文章虽然本质上相同,而表现形式却各异,这各异的形式即文章类别,各有不同的特性,从而要求不同的写法。由于人非通才,不能各种文体都擅长,明白了这一点也就避免了文人相轻。就《典论·论文》的这一段话,我们发现,文章体裁与文章风格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同的体裁,规定了不同的风格,所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而不同的风格便是各体裁间的区别和界限。按照文学史发展的事实,应该是立体在先,辨体在后,先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产生某种文体,其后这一文体得到广泛地承认和应用,在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才逐渐具备该文体的特质,从而才能固定与其它文体相区别。因此,在体裁与风格的关系上,体裁产生在先,是基础,风格是由体裁规定的,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如刘师培所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其后才能承其体式,辨别文体。
  文体类别的区分,其源始自《七略》。《七略》的《诗赋略》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四家赋为:一、屈原赋类;二、陆贾赋类;三、孙卿赋类;四、客主赋类。由于班《志》于每类之后删除叙论,刘向父子将赋分为四种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不过,既然专门作区分,自然是四种赋各有不同的原因。对这原因,后人便根据《七略》体例作各种推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三说:“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姚氏以为这原因是以体裁而分。他在论屈原赋类说:“此二十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故区为第一篇。”论陆贾赋类说:“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故区为第二篇。”论孙卿赋类说:“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故又区为第三篇。”论客主赋类说:“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姚氏提出的前三种以体分的观点,应近于事实。其后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提出第一种主抒情,第二种主说辞,第三种主效物,第四种多杂诙谐。顾氏此论,也是从姚氏得到的启发。
  当刘向之时,属于文学体裁的大概也就是辞赋与歌诗,因此《诗赋略》虽叙为五种,实则是两种。东汉以后,文体发展很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八种文体。其实远不止这些,即曹丕本人在《答卞兰教》(《三国志·卞后传》注引)中也还提过“颂”体。若从《后汉书》著录的文体看,已远远超过了这几类。统计的结果,大致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三十余种,真可谓文体大备了。考虑到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著录或许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再以《三国志》核查,其所著录文体也有十三种之多。这一事实既说明当时文体的发达,也说明时人对文体辨析区分的细致。史书著录,本身就是一种辨析。正是在这一背景里,挚虞撰《文章流别集》,才能“类聚区分”,这里的“类”正是指文体的类别,并非如徐复观所说,类名的建立,始于萧统《文选序》。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志》、《论》,都明显受《七略》、班《志》的影响。
  
  二
  
  在文体类分的基础上,汉魏以来更表现出受《七略》、班《志》“考镜源流”的影响。在挚虞《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翰林论》逸文中,可以见出二书在辨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同时,也追溯了各体的源流发展。当然,由于魏晋时总集以及文论的佚失,已不可窥其全貌了。从现存一些文论专著和编集叙例中,可知考镜源流在南朝时期是非常主要的指导思想。文论专著当以《文心雕龙》为代表。《文心雕龙·序志》篇是解释作者著书动机的,刘勰在本篇先指出当日因“去圣久远,文体解散”,遂致“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自魏晋以来文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里,刘勰首先抓住当时创作和批评的弊病都是未明本源,他就此提出自己的批评体例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其实就是考镜源流的意思,这一点在《文心雕龙》所论三十三种文体中得到了证实。刘勰以“原始以表末”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于全书的论述中的。以“始”、“源”、“本”等关键词为例,约得有关论述十四条:“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本归末,不其懿欤?”(《宗经》)“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诠赋》)“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诠赋》)“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史传》)“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骨》)“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体性》)“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章句》)“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隐秀》)“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总术》)“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附会》)“篇统间关,情数稠叠。原始要终,疏条布叶。”(《附会》)〖HT〗“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NFDA3《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注解:以上引文据詹NFDA4《文心雕龙义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从上引刘勰所论看,他是以追源溯流作为自己批评的主导思想的。其中有批评魏晋以来文论不能穷源流的病失,有从写作方法上指导要沿根寻叶,也有就文体而论。以其文体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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