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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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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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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是汉魏六朝编集大都采用的一个体例，当然，每类别顺序的安排，应该是有深意的。如《文选》区分三十九种文体，以赋为首选，自有其意义，但是在萧统的序文中，关于这一点就没有明作交待。由是而言，慧皎的序，就越发值得我们注意了。从前所引序文看，《高僧传》主体部分是以人为纲，以类区分的，但即使是这样一部传记之书，慧皎仍然要考镜源流，这就是每类之后的传论部分。慧皎说：“及夫讨核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后文。”以《译经传论》为例，慧皎详叙佛经东传过程中汉译的源流，指出各译人的优劣得失。认为由于译经各有不同，学徒应当博览群典，考校搜求精义，决正佛法之门。这样的传论，的确是“讨核源流，商榷取舍”之作。
四
史书之有传论，起于《史记》，但主要是对各卷传主所作的评论。《文选》卷四九班固《公孙弘传赞》五臣注说：“凡史传之末作一赞，以重论传内人之善恶，命曰史论。”这是传论的常例，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则打破了这一常例，该传论并非是传主谢灵运的评论，而是详论自古及宋的文学演变，又在论末正面阐明了自己的声律理论。《文选》卷五将它收入“史论”，与其它传论合类，说明编者仅就传论的表面形式着眼。不过李善注却指出了《谢灵运传论》的特别之处：“沈休文修《宋书》百卷，见灵运是文士，遂于传下作此书，说文之利害，辞之是非。”《宋书》不列文苑传，故沈约将他关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看法放置于南朝影响最大的诗人谢灵运传后，这是权宜之计。抛开形式不说，沈约在这篇文章中对文学的源流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正是考镜源流的工作。这说明：一、考镜源流是当时批评的主要思想，它反映了现实的要求；二、考镜源流是史家的职责，史家只要试图对某种现象进行品评时，势必要进入考镜源流的工作过程。沈约此论，正是不得不发的结果。唐刘知几说：“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次诸史传，实为乖越。”这是就史例对沈约的批评，其实如果《宋书》有《文苑传》，此篇作为传论，也并非不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即是如此。但刘知几以沈论与《翰林》、《流别》相提，确是指出了二者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刘知几所强调的当然指二者都是文学论这一点，其实最主要的还在于二者的叙论方法，即考镜源流。此外，刘知几这里所指的《翰林》、《流别》并非是指二书的主体部分——总集文章而言，而是指的《翰林论》、《流别论》，即李、挚二人对各文体的评论。从附论的身份说，沈论与李、挚二论也是相似的。这恰恰是我们讨论的焦点所在，即这一部分的产生，其学术思想渊源同样来自《七略》、《汉志》。《七略别录》及《汉志》序论部分正是担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史学家远比文学家领会得早(挚虞、李充首先是作为史学家的工作)。只是沈约偶一二次为之，又不如佛学史家的慧皎更为集中使用而已。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六朝文学批评是深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的。
中国是史官文化极发达的国家，史家的职责早有规定，《礼记·曲礼上》说：“史载笔”，同书《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家传统的悠久。司马迁撰写《史记》，其立志亦带有强烈的史家责任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惧图籍散失混乱，也是出于史家的职责。史家传统(如史官文化的观念、史书的撰例)在社会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后起的文学批评，在观念以及方法上都不能不受其影响。以六朝几部(篇)文学批评专论为例，来自史官手中的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檀道鸾《续晋阳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论文部分)、谢灵运《宋书·文学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任《文章始》等等。刘勰虽非史家，但《文心雕龙》实是采用了史学观念和方法(如追源溯流的指导思想及主张通变的观念)。的确，六朝文学批评一直呈现着两种批评派别，可以称为史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前者主张通变，后者主张新变。文学批评采用史学的观念和方法，除上述“考镜源流”之例外，当是通过史书形式反映的文学批评内容。第一个表现是在正史中安排《文苑传》，如范晔《后汉书》。这一事实为大家所熟知，此不赘；第二个表现便是《文章志》、《文士传》一类专书的出现。其实这一类书与正史的《文苑传》相似，可以看做是《文苑传》的前身。
辞赋之士在两汉被视为俳优，故《史》、《汉》均无《文苑传》。但从《七略》、《汉志》看，辞赋既列为专类，而署列作者也是“考镜源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魏晋时的图籍整理，也同样有署列作者的问题。不过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已不同于两汉，文学地位的提高，文人的受重视，都是前所未有的。曹丕以太子之尊，明文提出作者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这既鼓励作家以作品留世，也加重了篇籍的重要性。篇籍本身可以传世，但却易于流散，于是遂有别集、总集的产生。总集的目的在于“网罗放佚”(《四库总目提要》)，使作品各有统纪，作家不致混淆。又由于汉魏以来作伪和依托之风颇盛，甄别作者更为显得重要。在这样的背景里，挚虞在编《文章流别集》的同时，又附有作家小传，名曰《文章志》。《文章志》久佚，但《文选》李善注、《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等都保存了许多佚文。从这些佚文看，《文章志》是一部人物传记，这便与《七略》仅记作者名字不同了。但是奇怪的是，这样一部人物传记，《隋书·经籍志》将它列于“簿录”类而不是入于“杂传”类。《隋志》“簿录”类除挚虞《文章志》以外，还有荀勖《新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三卷。从这些书的佚文看，其性质与挚书相同。既然如此，《隋志》为何会入于“簿录”而不入于“杂传”呢?在《隋志》“簿录”类中，与这些书排列在一起的，还有《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据两《唐志》，此书为丘渊之所撰(《唐志》题名丘深之，乃避唐讳改“渊”为“深”)，当然是一部目录之书，但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及俄藏敦煌文献《文选》残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佚名注，所引都是作者小传。于是我们知道，《文章志》一类叙作者小传者，本来应是总集目录中的一部分，后有人将其从总集中取出，单独成书，即成《文章志》一类专书。但它本出于总集目录，故《隋志》仍列于“簿录”类中。在上引荀勖各家中，除傅亮未见著录有总集外，其余都编过总集。如荀勖此书当是《新撰文章家集》的叙录部分；宋明帝则编有《诗集新撰》三十卷、《诗集》二十卷、《赋集》四十卷；沈约则有《集抄》十卷，故所谓《晋江左文章志》、《宋世文章志》或为这些总集的附录部分。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的话，这些书的产生，也是“考镜源流”的成果之一。《隋志》“簿录”类后论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由此论可见“陈作者所由”本是古制，向、歆承而光大之。但《隋志》于向、歆之后，只提王俭、阮孝绪二人，而不及挚虞等人，大概因为挚虞仅及集部，王俭、阮孝绪则为四部群书的缘故。从《文章志》等书看，正是“陈作者所由”之作，又《隋志》称《七志》、《七录》别行，或者此例亦从《文章志》而来，是则《文章志》的别行竟或是挚虞本人所为了。
在上述《文章志》一类书之外，《隋志》“杂传”类著录有张隐《文士传》五十卷。按，张隐，中华书局标点本据《魏志·王粲传》改为张骘，但钟嵘《诗品》则作张隐。《文士传》，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为文士传记，内容与前引《文章志》相同。然《隋志》以《文章志》入于“簿录”，而以《文士传》入于“杂传”，说明两者性质不同。据《隋志》著录，当为纯粹的文人传记，但钟嵘《诗品序》却把它作为文章总集看，而与谢灵运《诗集》并提。钟嵘说：“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似乎《文士传》也收录了文章。如果确是总集的话，《隋志》又不当录在史部“杂传”。因此，我怀疑此书与慧皎的《高僧传》在体例上有相似之处，即在立传之后，或又录有关文章加以评论，类同《流别论》。由于《文士传》以传记为主体，与总集不同，故《隋志》著录于“杂传”。不管怎样，这样的书在当时曾经充当了文学批评的角色，是可以肯定的。
总上而论，《七略》、《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文体辨析更趋细致、周密，而且各文体源流有自，对纠正当时写作体例混乱，文体不明等时风末弊，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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