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魏晋神仙道教对六朝狐精故事的影响。认为神仙道教对狐精的“人形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神仙道教的修炼观念“移植”于狐精、狐精“但务方术”的另类“修炼”，不仅使狐精的“人形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主动态势，而且为狐精的“人形”角色确定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元素:性因素———从而决定了唐宋以来狐精故事的基本模式，也同时在民众心理上定格了狐精的整体品格。
 
【关键词】 狐精 精怪 人形化 神仙道教 修炼

      在魏晋志怪的精怪故事中，以狐精为题材的尤多;在后世小说家的审美观照中，狐精也备受青睐，故而出现了“人狐恋”这一极富生命力的文学母题。在众多精怪中，狐精为何能够引人注目地凸现出来，成为佼佼者?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的自然形态、生理特点具有相当的审美可塑性，为人们提供了审美联想、审美创造的偌大空间，使它幸运地通过了小说家的审美筛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因为狐精在“人形化”、“人性化”的曲折进程中，不断地被人们赋予某些特定的社会意义，承载某些特定的文化信息，最终使“狐精”成为一个汇集了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哲学的……诸多元素的文化符号，积淀在华夏民族的精神文化史上。
    “狐精”之所以成为一个表现华夏民族精神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尤为深刻。本节拟探讨魏晋神仙道教对狐精故事的特点、模式及发展走向的影响。

      一

     为了阐明魏晋神仙道教在狐精嬗变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大影响，有必要简略地勾勒一下魏晋之前狐精的嬗变轨迹。
    我国古代的精怪观念是随着神、鬼、人的分离而滥觞于战国时（1）。不过，先秦时代人们意识中的“妖怪”指的是一些反常的事物或奇形异状的动植物;由非人的自然物禀赋灵气、获得超自然力而化为精怪———这种精怪变化观念是秦汉以后才新起的。唯有狐是一个例外:早在其他动物变化为精怪之前，原生态的自然狐就与其神格存在物九尾狐———后来狐精中身份尊贵的一支，长期共存于人们的意识中。因此，先秦人的狐观念实际上是针对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处于不同意识层面的主体对象。不过，不管是自然狐还是九尾狐，在先秦人心目中都是带来好运的吉兽（2）。
    但是，自汉代始，这种一致的狐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九尾狐作为原始狐图腾的一种遗存，被汉代经学家视为谶纬之言的载体，由吉兽升格为象征君德国运的瑞应之兽———这是狐在符命文化系统中的定位;而自然狐却由吉兽坠为“鬼所乘之” （许慎《说文解字·犬部》） 的妖兽———这是狐在民俗宗教系统中的定位。二者所传达、承载的文化意义完全不同，泾渭分明。
    从汉代开始，九尾狐在符命系统中长期保持稳定的神性;而民俗宗教观念中的狐性却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狐获得了自然属性之外的超自然能力，成为人们宗教幻想中的狐精———即自然狐的“精怪化”。这个变化是在秦汉以来巫鬼道盛行的宗教迷信氛围中完成的，是秦汉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众信仰、宗教迷信心理的反映。在非理性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将其心智能力尚无法了解支配的自然事物统统归于作祟的鬼怪;认为年久日深的自然物（包括动植物及其他无生命的器物）皆能获得精气，成为精怪作祟人间。所谓“物老成精”之说自汉以来深入人心。当时民间流传着各种“老物”成精作怪的故事，树精、蛇精、犬精、龟精、扫帚精、浮石精……真是触目皆鬼，无物不精!———在非人的自然物普遍地“巫化”、“精怪化”的潮流中，自然狐也化为一种诡秘的、带点阴暗甚至邪恶色彩的超自然力的承载体———狐精。
    第二个变化:狐精获得了化为人形的能力，即“人形化”。初化为精怪的狐精皆呈兽形，尚不具备变化人形的能力，其“人形化”发生在东汉后期———这与整个精怪系统的变化进程是同步的（3）。《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名的方士费长房路遇一只偷盗社公马匹、化为书生的狸精向他叩头乞命———古人认为狐、狸同类，每相混淆，而这是狸精化为人形的较早事例（4）。魏晋以来，狐精及其他精怪化为人形的故事明显多起来了。
    由自然狐获得超自然力，化为狐精;狐精进一步获得化为“人形”的神力———以上所述，即是魏晋之前狐精嬗变的轨迹。

      二

     在狐精的嬗变史上，获得化为人形的神力，实现“人形化”，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唯其化为人形，才有可能被进一步赋予人的情感个性;唯其化为人形，才有可能更深入地进入人的世界，与人的精神活动在更高层次上建立更紧密更深刻的联系。
    那么，由非人形的狐精到人形的狐精，这个重要的变化是在什么力量推动下完成的呢?
    首先，狐精的“人形化”与前面论及的巫鬼道盛行的时代氛围中形成的鬼魂观念有关。“鬼”的基本意义乃指死者的灵魂。先秦以来人们都深信灵魂不灭;汉魏时人更认为鬼魂可以化为人形，人的生命可以鬼魂返世的形式延续———这充分地表现在志怪的“鬼话”中。而汉人认为年深日久的动植物及其他器物获得精气，成为精怪，也就成了“鬼”。作为“鬼”的一个特别类型，精怪自然也能够像人的鬼魂一样化为人形。这就如王充所云:
       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
     这个观念得到魏晋六朝人的认同。西晋干宝曰:“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 （《搜神记》卷十二） 东晋葛洪曰:“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 （《抱朴子·登涉》） ———正是基于此说的广泛影响，诸多老物精堂而皇之地在魏晋志怪中化为人形。狐精自然也在其中（5）。
    不过，在巫鬼道影响下形成的“物老成精”之说，强调的是万物之“老”，即活得久了，便自然而然“成精”、自然而然具有化为人形的能力———这对于变化的主体来说，基本上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的狐精似乎不甘于被动地等“老”，它为了获得化为人形的能力，往往采取主动追求的方式———这种主动追求的态势到唐宋以后愈发明显，但是其根由还是要追溯到魏晋神仙道教对狐精“人形化”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长生不老，羽化成仙———这是道教的基本教旨，是古代中国人在宗教文化层面对生命与死亡———这一终极问题作出的独特回应。不过，在早期民间道教中，这一教旨并未得到强调。原因很简单。汉代民间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是在巫鬼道培育的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巫鬼道的结合体，都像巫鬼道一样以祭神疗病、杀鬼去灾作为主要的布道手段和教旨，以此来解除下层民众最迫切最现实的生命威胁，满足他们最基本的宗教需求。而不死成仙，只能作为一个久远的目标而存在。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不死成仙的追求乃是耗费巨资的活动，仅仅是统治者才享有的专利。自战国以来，就有一批声称拥有长生不老之术的方士活跃在上层社会，被称为“方仙道”。汉代统治者尤好仙道，朝廷上聚集了不少方士。为了迎合上层社会的需要，方士们将民间的俗神信仰发展为神仙说。而以“方仙道”为前驱的魏晋神仙道教则进一步将长生成仙确立为道教的根本宗旨。也就是说，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上，神仙道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东汉民间早期道教发展为南北朝时有完整的宗教制度的教会道教，其过渡桥梁即是神仙道教。神仙道教把东汉早期道教的宗教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神仙说融为一体，从而奠定了道教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基本面貌。那么，以长生成仙为宗旨的神仙道教究竟对狐精之嬗变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魏晋神仙道教大大张扬了“人”在万物中的中心地位，促使“人化”成为万物变化的趋向。
    最初的神仙形象大多带着原始宗教崇拜的遗迹，呈半人半兽形，就像《山海经》中描述的西王母“豹尾虎齿”、雷神“龙身而人头”、海神“人面鸟身”……在人们的观念中，神仙是一种异类，神仙世界是与人间完全隔绝的。秦汉时，尽管很多时候神仙还呈“羽人”形态，“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 （王充《论衡·无形》） ，但神仙的兽形特征显然消减不少;而且神仙所居的“三神山”虽渺远，但似乎可以浮海寻觅。更由于方士的推动，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方士如老子、姜太公、安期生、尹喜、东方朔、刘安……皆列入仙谱。显然，这些虽属“特选精英”、但毕竟原是血肉之躯的人物的加入，大大弱化了神仙的异类色彩;而刘安带着鸡犬升天之类的传说，则大大强化了神仙世界的人间风情。魏晋神仙道教大力推动着神仙“人化”、仙境“人间化”的趋势。神仙道教的创始者葛洪借彭祖之言，明确指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是不可取的，“非人道也”。而符合人道的神仙是什么样呢?“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 （《抱朴子·对俗》） 。在葛洪看来，所谓神仙并不是抛弃现实、超越人情之辈;所谓神仙“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 （同上） 。这种全新的神仙观念强调神仙的“人道”，即强调神仙的现实性及成仙的可能性，这自然更能迎合上层士大夫的心理，吸引他们加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全新的神仙观念中，成仙不再是个别“特选精英”人物的特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修炼而得道，成为长生不死之人（这一点与大乘教义相通）。也就是说，凡人与神仙、现实世界与神仙世界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葛洪所撰《抱朴子》及《神仙传》中就记载了不少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人修炼成仙的事例;而在神仙道教背景下出笼的《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也一改“豹尾虎齿”的狰狞面目，俨然化为优雅端庄的贵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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