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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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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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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房中术在我国起源甚早，最初是一种通神疗病的巫术，表现为由巫实施的原始宗教仪式，汉代巫鬼道中盛行此术，即是其遗风。汉代房中术盛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房中八家，早已散佚;不过，1973年前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了早已失传的古医书十种，其中属于房中术专著就有六种，均不见《汉书》著录。在这个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一种养生之道。在社会上层，方士以房中合气之术求长生不死;在民间，巫觋则行房中术疗病去疾。随着早期民间道教的出现，方士和巫觋也把房中术带入道教。据史载，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祖孙在民间以行气导引和“玄素之道”（即房中术）治病，深得信众拥戴，从而使房中术在民间广为流行。汉末以来社会动荡，而房中术极盛。当时曹操招致的方士集团中就有不少人精于房中术，“行容成御妇人法” （《博物志》） 。在天师道基础上创建的魏晋神仙道教也极重视房中术，将其视为长生仙方而师徒秘传。神仙道教认为金丹大药是长生根本，行气可加速服药效果，而房中术又配合行气。对于房中术，葛洪特别指出:学长生者，“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 （《抱朴子·微旨》） 。葛洪所著《神仙传》中不少人物都是以“交接之道”为养生延寿之法，终证仙果，如彭祖。
总之，从东汉五斗米道到魏晋神仙道教中，房中术都被当成修炼法门，尤其在神仙道教中此术更被当成“还精补脑”的方术而受到修习者的重视。魏晋时期房中术门派不少，但主要派别俱提倡“合气”修炼。因此，道教“宝精”这一修炼法门被“移植”于狐精“吸精”之修炼术时，“性因素”也很必然地“移植”其中。
但是，狐精本质是精怪，它的“修炼”是另类的“修炼”。当包含着古老医学原理，通过对性生活的调节来养生保气、延年益寿的房中修炼之术被“移植”于它，就不可避免地涂上精怪色彩，而以性诱惑、性骚扰的作祟方式面世———这是另类的“修炼”所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在魏晋神仙道教系统中，房中术不管如何强调，也仅仅是修炼法门之一，需要与其他方术配合而行。但是自魏晋以来，民间有一批方士、“伪道士”专以交接之术求仙，神乎其技，欺蒙世人。葛洪就曾对此种现象严辞斥责，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可见，在神仙道教语境中，专事交接之术并非正道。这种观点折射在民间宗教信仰中，人们将原本就是精怪出身的狐精采用的“修炼”之术，从一开始即派定为颇受责难的“吸精”，就不足为怪了。———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观念中，狐精很早就因其“修炼”邪术而被贴上“性”标签了。因此，自魏晋六朝始，狐精作祟故事中就有了明确的“性因素”。比如《搜神后记》卷九:
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咄!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阱，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较。乃放犬咋杀之。取视簿书，悉是奸人女名。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
此老狐在人间必定扮演的是奸邪之徒，以“性”作为蛊惑人间女子的手段。该书同卷记载习凿齿曾于雪天射杀“一黄物”，原来是一只“脚上带绛绫香囊”的老雄狐，所系香囊显然是从被它媚惑的女子那里得来的。《搜神记》卷三记迷惑刘世则女积年、终被韩友降伏的老狐，也属此类。雌狐精以色相诱人的故事，当以《搜神记》卷十八所载“阿紫”狐为典型。据说阿紫乃是古时淫妇所化———这显然与女性历史地位的变化有关，专“作好妇形”诱惑男子，凡被它蛊惑的男子“其形颇象狐矣”，行动说话的能力几乎丧失。自唐宋以来，狐精故事中的“性因素”更是大大地凸现出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狐精从神仙道教中“移植”过来的“修炼”之术由“吸精”而炼“狐丹”，明代时定型为“采他的阴精阳血，助成修炼之事”———不管如何“与时俱进”，其术仍然彰显着最初的神仙道教植于其中的“性因素”。每当世风日下、淫靡腐朽的生活方式泛滥时，被断定为以色诱人的狐精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承受伤风败俗的骂名———当然，此时的狐精已是代表低贱女子的符号了。至于后来某些文学作品如《烈狐传》（清代陈鼎）、《聊斋志异》等对狐精的美化，那是作者别有怀抱，另有寄托，并非主流文化意识的表现。
就这样，原本在民俗宗教系统中的狐精被染上了浓厚的社会道德伦理色彩，成为“淫”、“媚”一类文化符号的最佳载体。狐精整体品格的这一定位，最终也累及长期保持着神圣性、身份尊贵的九尾狐，使它在小说家的笔下从符命瑞兽、道教神兽堕落为至淫至媚的妖兽，与至淫至媚的妖妃妲己合而为一，铸就“红颜祸水”的铁案。
综上所论，在狐精嬗变史上，魏晋神仙道教的“渗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仅使六朝志怪中的狐精故事远比其他精怪故事丰富生动，还深刻影响了狐精故事日后的发展趋向。尤其是狐精的“人化”被纳入道教修炼系统之后，狐精对道教修炼之术进行“移植”，因其另类的“修炼”而使狐精贴上此前未有的“性”标签，使得“性因素”逐渐成为唐宋以来狐精故事的基本要素———后世小说家正是从这类狐精故事中提炼出“人狐恋”这一文学母题。“性因素”的凸现，不仅决定了唐宋以来狐精故事的基本模式及狐精的品格，而且最终使狐精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符号，积淀在人们的意识深层。 （收稿日期:2005年3月10日）
注释：1例如《周礼·夏官》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执戈扬盾……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方良，即罔两。《国语》释罔两曰:“木石之怪夔罔两。”《周礼》所记即是巫祝驱除魍魉的仪式。
2此意识源于远古狐图腾遗风。《周易·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其“彖”大意曰:虽在险中，但刚柔相济而适中，故终能亨通。故为吉卦。又，《周易·解》“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等卦辞，即是以狐为吉兽之意识的哲理表述。九尾狐更被视为吉祥之物，被作为贡品或祭品，如《周书·王会解》、《竹书纪年》、《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郭璞注等皆有记载。关于自然狐及九尾狐的嬗变轨迹，详见拙作《九尾狐的嬗变》，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期。此文仅简略勾勒其迹。
3关于古代自然物变化观念的历史嬗变，自然物（包括狐精）的“精怪化”、“人形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详见拙作《精怪“人形化”的文化解读》，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在现代动物分类学上，狐属犬科，狸属猫科，但古人认为它们是同类，如《淮南子·谬称训》“狐狸非异，同类也”，每每把二者混同而论。故本文所举事例兼采狸精。
5关于自然物（包括自然狐）的“精怪化”、“人形化”与巫鬼道的关系，详见拙作《精怪“人形化”的文化解读》。
6据古史记载，成汤伐桀之后，天下大旱七年，卜者曰:“当以人祷。”成汤便“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果然天降大雨。这些在今人看来颇为古怪的行径，其实正是接触巫术的一次重要实施。《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因马践麦苗而“割发”以“自刑”，如果以接触巫术的思维原理来诠释曹操此举，就不能简单地说“虚伪”。
7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下》曰:“（野狐）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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