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义”的表达有口谈，同时也有笔谈或是为谈论准备下的文字资料。由于文章创作与“义”的文字化对语言的共同依赖，使得文和“义”出现了一定的融会现象，它是玄学或清谈影响文学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魏晋六朝 文义 玄学 清谈 融会
中古文献记述文人好尚，多有“文义”之说，如《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卷五十六《孔琳之传》:“（琳之）好文义，解音律。”卷六十三《王华传》:“以文义见赏。”《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注中也多有类似表达，《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注引《续晋阳秋》:“（谢）朗……文义艳发。”《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晋阳秋》:“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品藻》“王夷甫云”条注引荀绰《兖州记》:“（闾丘）冲清平有鉴识，博学有文义。” ① 等等。与“文义”同时被史家标尚的，还有某文士好文辞文章、某贵族有文才等说法。
关于“文义”，历来没有具体论述，刘师培注意到了中古史书中这种表述，但将其视为与文史、文辞、文章一体的概念，并未对其内涵进行辨析。朱自清认为:“南朝史书多‘文义之士’的称谓，大概是指作诗的人。”“文义与文学意思差不多，不过文义较重文，而文学较重学。” ② 这个说法有合理的地方，但也不乏揣测的成分。事实上，“文义”虽然联用较多，但二者并不相同。《世说新语·品藻》“人有问太傅”条注引《续晋阳秋》:“献之文义并非所长。”《宋书》卷八十六《刘传》称其“兼好文义”。一个“并”，一个“兼”，都是视之为两项不同的内容。“文”实则侧重在文章诗歌辞赋方面的创作，那么“义”又该如何理解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需从玄学产生的背景说起。
一 玄学的产生与“义”
玄学产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东汉以来的繁琐经学，尽管政治上的血腥也促成了它的繁荣，但却并非是其产生的本源原因。玄学与东汉经学的差别在于:一简一繁，一重阐释一重传述，这就使得学术中有“我”成为魏晋经典阐释中突出的特征。从释义学角度理解，一般存在三种不同的经典文本阐释原则:一是强调“史效关系”，以此确立民族传统的权威性;一是意识形态批判论，强调自我反思高于传统;另一种是阐释中批判、批判中阐释的中和原则。魏晋时代文人对经典的阐释与第二点基本一致，即自我反思高于传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要义、对传统核心思想的把握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而这一追求的发生还不仅起源于玄学成型之后，在其成型之前，在东汉繁琐经学与谶纬风行之中就出现了重视“义”的呼声。顾炎武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又云:“（西汉）承千岁之衰周……不闲义理。”“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③ 六朝学者记述后汉历史也注意到了后汉之际重视“义”的趋势，袁宏《后汉纪》卷三《光武皇帝纪》云:“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 ④ “君以义立”是作者“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之说的展开。从光武帝“尊崇节义”到袁宏称中古之世“君以义立”，再到顾炎武总结历史批评西汉士人“不闲义理”，歌颂光武帝“尊崇节义”，其核心都未离开一个“义”字。这个“义”字在东汉与名教关系密切，关于这一点，陈苏镇先生有一节比较详明的论述:“何谓名教?《后汉纪》卷二十六曰:‘名教……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宏其教，辨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受魏晋玄学影响，袁宏的这一定义杂有‘自然’、‘因循’等道家概念，但用‘名’来宏教、辨物，确有汉儒的观点。同书卷三又曰:‘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称之;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而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是‘名教’之‘名’乃‘名实’之‘名’，指的是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这些概念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教化百姓就是所谓‘名教’。故《世说新语·德行篇》说东汉士人领袖李膺以‘名教是非’为己任。而按照汉儒的训释，明辨是非便是‘义’。贾谊《新书·道术》:‘行充其宜谓之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汉书·公孙弘传》:‘……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所以袁宏又将‘名教’称作‘义教’。” ⑤ 名教义教的一体，使“义”之崇尚在后汉因名教的流行得到强化，致力于儒家研究的经学、经术、儒学、儒术等等的学问便被称为义学⑥ 。
“义”在东汉是被士人作为行为准则来尊奉的，因而其内涵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公共性。但是，对这种行为准则的研讨——也就是对名教之“名”的研讨则是一项纯形而上的学术工作，是一个如袁宏所云“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使之贯彻入现实之前，需要有一个综合名实、辨析物理并命名的过程，而这个寻求“名”之核心内涵、挖掘其主要内容的过程，在当时属于义学;而所谓“名”的研习，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因此，所谓的“义”，在形而上的探索里一定程度上就和经典的要义以及主要思想观点合为一体了。这种离开传述训诂与谶纬而探索经典要义的努力在后汉末期即出现了一定的主体性，《后汉书》卷七十四《徐防传》:“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言外之意就是背弃传统阐释，不依章句，以自我对经典要义的把握为“义”。
魏晋之际玄学吸纳了经典研究重义理的潮流，顺应了经典解读强调自我的趋势，最终使东汉具有准则意义的“义”开始呈现出开放、主观、丰富的状态，并逐步从圭臬准则演化为学术学问。刘师培称:“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 ⑦ 其意思就是“文义”、“文史”之说当时大行于世。检点中古涉及“文义”的史料，又以沈约所著《宋书》为最，的确说明了“文义”说在当时的兴盛。而“文义”、“文史”实际上就是和当时的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分科相对应的一种概括，如果说“文史”接近文学与史学的话，那么“文义”实际上就是文学和儒学玄学，而“义”，就是将儒学与玄学作为学问研讨从而探求其核心思想观点。《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云:“异遍治五经，尤明礼易，射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沈约所谓文义、棋书，是当时文人修养的基本内容，文指射猎文史，棋书指兼通杂艺博弈书算，那么，剩下的“义”所对应的就是五经尤其是礼、易的研究，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道家经典，恰说明六朝之“义”对汉代之“义”的继承与开拓。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文学》的编辑分类特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视角，明人王世懋对这个“文学”所包括范围的概括是:“以上（文学篇第六十五条）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 ⑧《文学》所收录者实际上就是当时文人普遍尚好的“文史”与“文义”，其包含的基本内容，在诗文辞赋与史之外，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与玄学相关的内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玄学盛行时代的所谓“义”，其主要的含义是对玄学所关涉的经典要旨的领会。而这个经典的范围，以玄学所推崇的三玄——老、庄、易为主，除了这些道家经典以及“义”本然所包括的儒家经典外，随着玄学与佛学的交融，随着文人对佛学的投入以及与僧众的交游，佛家经典也被纳入其中。
由于“义”是对儒释道经典的研讨，比较接近学术的范围，所以中古史籍言及“义”字，常常将其与才或学并列，如《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作《天台赋》成”条注引《中兴书》:“（范）启以才义显于世。”《赏誉》:“魏隐兄弟，少有学义。”等等。这也说明“文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如刘师培所说接近“文章”等概念，但“义”的这种与学术接近的特性则强调了它在中古时期不可忽视的独立意义。
二 清谈和义
“义”既是学问才能又是玄学修养，六朝之际，它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清谈。“义”与清谈的这种密切关系可以从以下三点充分反映出来:
首先，《世说新语》中涉及“义”的地方多与清谈相关，如《文学》云:“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又云:“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等等。
其次，中古文人谈及“义”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将其纳入“谈”的情境里。南齐张融《门律自序》称其对“义”的理解是:“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胜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 ⑨ 所谓“险成军路”，正是对当时清谈者以清谈为军阵，虽有娱乐逍遥，但也不乏争强好胜现象的概括，而要想通过“义”的论述达到这样的目的，自然是非有清谈对象不可的。这一点《世说新语·文学》中多有说明:“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又云:“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其间虽有比喻“义”之难易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指向仍是主客之间的形势。
再次，从清谈的流程来看，名士聚齐后先定题;论辩方式一般有主有客，或曰白黑两途，颇似如今论辩双方的正方反方;然后各自“通”题，所谓通，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说明讲透;通题之后，有一个辩论的过程，互为讦难;随后，常有在场的听众品评优劣。清谈的题目，实际上就是清谈者各自的核心观点，当时称为竖义。《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可见清谈的整个过程，就是为了“通义”——充分论述说明“义”的内涵与成立的因由，在使人理解之外，也使观点成为有条理有证据有依托的道理。
以上所说清谈而言及的“义”，就是学者们在经典研究过程中所形成或者所接受的观念与思想，当时将其和理视为一体性的概念，如《宋书》卷六十四《郑鲜之传》:“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词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前言词穷理屈，后道自己言义尤浅，恰是以理为义。另外其时常常将义和理并举:或曰理义，如《世说新语·言语》“谢公云贤圣去人”条注引《郗超别传》:“超精于理义。”《文学》言羊孚:“雅善理义。”或曰义理，如《赏誉》“凡此诸君: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山巨源义理何如”等等，都说明二者内涵的切近。
形诸口舌的清谈当时又称谈义，如《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时张融、周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又称论义，《陈书》卷十九《马枢传》:“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马枢）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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