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书，作者刘义庆却又特立《贤媛》一门，详载妇女言事，为其扬名。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南朝妇女之风貌作一个初步探讨，以此来探究魏晋人的女性观。 

【关键词】 魏晋南朝 女性《世说新语》

　在人类走人文明的进程中，“女性”曾是可怜与卑微的同义词。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早在先秦，统治者们就把自己统治秩序的稳定植根于伦理纲常之上，女性的附属地位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典籍中。男尊女卑，是封建道德伦理的主调，弥漫于女性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顺从。封建伦理对待两性的双重标准决定了男性地位的绝对崇高，表明了女性所受的压制与束缚，反映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屈从。
　　汉代女性的生命几乎被禁锢在了封建训示中，一统天下的儒教要求女性表现“恭顺”。然而，到了魏晋六朝，由于玄学、佛学、道教的兴起，打破了西汉以来“独尊儒术”的思想束缚，在男性纷纷崇尚自然、追求人格自由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命意识也开始渐次复苏，女性的束缚相对减轻，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必然之一的结果，就是人性的觉醒和对人性真实的反映，其中必然包含对女性意识的关注。《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描写士人言行的书，作者刘义庆却又特立《贤媛》一门，详载妇女言事，为其扬名。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一书，对魏晋南朝妇女之风貌作一个初步探讨，以此来探究魏晋时期士人的女性观，以就教于方家。
　　《世说新语》虽然以描写魏晋士人的言行为主，但它所记载的一批女性，却并未被湮没在整本书中男性的强势话语下，反而因其嘉言懿行特立于古典文学的殿堂中。《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或性情率直，或才华横溢，或见识超群，或刚强机敏，具有和男子相抗衡的才智和胆识，并且为男子所赞赏。考查《世说新语·贤媛》中众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们并不是以母仪、贤名、贞顺、节义而成为榜样和典范，但作者却将这类人物冠之以“贤嫒”，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德观念的变化。余嘉锡先生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殊觉不称其名。”我们把《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和《后汉书·列女传》中的女性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后汉书·列女传》以大量的篇幅记录班昭的《女诫》，偏重于女子的孝行与节操，几乎一大半篇幅都是描写妇女如何为丈夫守节，甚至不惜身死的。而刘义庆在《贤媛》中却没有选取一个这样的贞节故事。分析这些个性化的女性形象，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文化心理和社会风气，进而从侧面折射出与前代相比，魏晋人在女性观上的变化。
　　
　　一、女性对礼教的蔑视
　　
　　魏晋以来，男女之防、夫妇之别的堤坝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风所冲垮，王弼认为“圣人有情”，阮籍高呼“礼岂为吾辈而设”，提倡以发自内心的自然之情去对待父子、母子乃至男女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夫妻关系。如：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王浑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这段记载深为后世道学家们所诟病，如清人李慈铭责难道：“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事有难言，人无由测。然未有显对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女甘，尚亦惭于出言，郝其颜颊。”清人章学诚则认为“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步障解围之谈，新妇参军之戏，虽大节未失，而名教荡然。”但这些为后世礼法家们视作伤风败俗的事，在这里却传为佳话。
　　追求情爱的率真、自然，在此时期夫妇之间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如：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钟夫人的“参军之戏”，王安丰妻的“亲卿爱卿”之论，都说明了率直性情所驱动的亲密感情取代了儒家所要求的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严峻礼法，女性的地位也比以前有所提高。
　　这时期妇女的泼辣、通脱，也有异于以往。如：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妇女于夜间偷看男子的行踪，如此不避嫌疑，这本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事，而魏晋人却把它看作超常拔俗的行为，把她归之于贤嫒，极赞韩氏的胆识及知人之能。封建礼教把妇女看成是男子的附庸，家庭的驯服工具和柔顺奴隶，容不得独立的思想与个性。《世说新语》中的女子生活在相当宽松的社会氛围里，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高，不再是男子的陪衬和附庸，她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有思想，有个性，嘻笑怒骂，率意而行，与男子并无不同。
　　女子敢大胆地追求自己所爱的男子，如：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假　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这就是著名的“韩寿偷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贾女痴情、大胆、主动。并且她的这一大胆违礼行为被他的父亲承认。贾充身为廷尉，曾为朝廷制定法令，但对女儿的败德行为竟无一句责备的话。汉代著名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是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卓文君就是因为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被她的父亲赶出家门。对比一下这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两件事，就可看出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确实比较开放，而这些都是儒家礼教崩溃以后的现象，在礼法严峻的汉代，这些现象是少见的。

　二、对女性容貌美的倾慕和对女性的尊重
　　
　　在儒家的道德观中，女性的所谓美实际上就是德，德要求女性丧失自我，丧失为人的属性，安于奴隶的地位。在德的束缚下，女性自身的美被忽略被掩盖了。魏晋时期，人的生命觉醒了，人的生命意识与审美意识紧密相连。士人对女性美的理解和观照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如：
　　“阮公(籍)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
本文原文察，终无他意。”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当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去世时，阮籍为她的“才色”而哀，并因哀而往哭。这哀和哭都是毫无伪饰，发自内心的真情，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美，珍惜美的士人对美的过早凋零的无限惋惜和痛悼。时人往往因此而指责其任诞不拘、蔑视礼教，其实这里也能体现出阮籍对女性的尊重与对女性美丽的欣赏，并且这种欣赏是完全超功利、超道德，甚至可以说是超情感的。如果说阮籍有情，那只是对女性身上流露出的自然美的欣赏，而非执着于对方情感上的回报。因为没有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玩物，所以他想不到去占有去征服，更想不到坐怀不乱的矜持。因此，可以说他是以美的眼光去衡量女性，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女性的美。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又如：“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在中国历史上，妻子殉夫屡见不鲜，丈夫殉妻却很少，荀粲的行为足以说明他的“以色为主”的真正含义。在苟粲眼里，妻子既不是抽象空洞的封建“妇德”的载体，也不是可以随便脱换的衣服，妻子是应该得到丈夫爱护和体贴的“人”，是应该享有自由、平等与尊重的“人”。同时代的诗人潘岳在妻子死后，作了一首《悼亡诗》，情意殷切，哀婉感伤，对亡妻的感情也与苟粲相类。这种婚姻生活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尊重感情，珍视情感的行为，开启了魏晋婚姻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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