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上至王室，下至平民百姓，再嫁是很正常的事。玄学大师何晏母带着何晏再嫁曹操，并母子受宠。东晋简文帝母郑太后曾先嫁田氏，后入宫为妃。《晋书·列女传》共记录38人，表彰守志不嫁者仅6人，与后来的《唐书》、《宋书》中比比皆是的节烈之妇相比，这些再嫁女性没有因为所谓的“名节”而牺牲自己在俗世的幸福，而世人甚至史家也不以为不合礼教，这种开明的态度在中国古代女性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五、妒妇多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女性的许多形象走向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极端——妒妇。按照名教的理论，妻子应当支持丈夫纳妾，而这恰恰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许多妇女不能忍受妻妾同处的境遇，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取得对丈夫的独占权，不惜施展各种手段，以发泄对丈夫多偶的仇恨。如：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它乳，遂死。郭后终无子。”
　　《世说新语笺疏》所引南朝虞通之撰写的《妒记》，记载了东晋谢安妻刘夫人的妒忌之事：
　　“谢安深好声乐，每次妓女相随，后颇欲立妾，而其妻刘夫人戒视甚严。兄子外甥等知公之意，乃共问讯刘夫人，称关雎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因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
　　刘氏之妒成为后世嘲讽的对象，但她为自己的妒忌而作的反诘亦很有理，它与当时礼教对女子的束缚还不太严、女子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环境相契合。南朝时，妒妇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仅以刘宋为例，就有许多关于妒妇的记载。如：
　　“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
　　《宋书?前废帝纪》：“山阴公主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之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皇家的公主，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是非常开放的，封建礼教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魏晋时期的女性大胆地追求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她们不甘心作为男性的附庸，不能忍受男性对自己的不忠，对上千年来男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这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有些女性的行为走向了极端，她们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同性，而不是夫权。这类妇女看不到她们应该反对的是封建的礼法制度，而不是这些同样是封建礼法的受害者。女性对女性的欺凌、迫害，不仅显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而且对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对所有的女性来说，都是悲剧，同样也是社会的悲哀。
　　
　　六、结语
　　
　　魏晋时期的女性观，总的来说，没有用封建伦理中的三纲五常观念给女性另立标准，而是以自然人的标准，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人的角度来衡量女性。在我们今天看来，《世说新语》中那些为封建道德家所认为“可憎可恶”的女子却颇多可敬可爱者。魏晋士人以率真自然之性情来欣赏女性仪态才貌与内在才情气度之美，在玄韵悠长的艺术遗像中记录进而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世说新语》在这一点上给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增添了新鲜的活力。
　　《世说新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在魏晋以前的中国妇女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但在魏晋，这些女性的在封建卫道者看来是如此不守礼法的言行，却堂而皇之地写在了《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并一代代流传下来。《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女性与前代相比，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她们灵慧秀雅、洒脱飘逸，体现了魏晋士人阶层对女性的肯定，这是当时女性自身价值意识滋生的土壤。与以往的女性相比，《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是崭新的，她们睿智、洒脱、风雅，并执着地追求自由，虽然不可能真正成功，但她们的努力赢得了世人们的尊重，也因此成为中国女性形象中的一道灿烂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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