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东汉中后期至三国前期，文学的文本载体处于简纸并用与转换阶段。纸本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工具，起初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文本形式，与一些世俗化的娱乐性文本关系更为密切。东汉的崩溃，加速了简纸替换。纸本广阔的写作空间与低廉的制作成本，改变了简册写作的思维方式，缩短了简册写作的构思过程，扩大了文本的容量，使得抒情达意更为直接与自由。纸写文本的正宗地位的确立、文本传播方式的革新，直接展示了文学超越时空的影响力，提升了文学的价值，促进了当时书信体文学的发达，增强了文学的抒情性。文本载体形式的改变引起文体的变化，文体论研究日趋细密，文人知识量的扩大带来用典之风的流行。随着纸本地位的上升，一些娱乐性的世俗文本地位得以提升，而文本形式的转换也导致了传统文本流传的失序
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的物质载体大体上经历了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印刷及电子这几个阶段。每一种文本载体形式的变化，对于各阶段的文学发展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汉魏到晋初，是中古文学一个重要的转变期，也是文学文本由简册向纸质过渡的转换期，当时文学的走向与文本载体形式的转换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其中很多特殊的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一、简纸并用与简重纸轻的观念
文字载体作为文化传统的载体，其每种形态的产生虽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但它的兴替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还与人们的文化观念转变相关。纸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手段，曾与简册这种旧的文字载体长期共存过，简纸的替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期。
现代科技史学者根据考古实物考证出，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1—87年）即有纸了，在西北地区还发现了王莽时代（公元1—23年）的绘有地图或写有文字的纸。① 应邵《风俗通义》记：“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刘秀于公元25年入洛阳，这些纸书至少应是在王莽朝时就有了。正史正式记载纸的事情是《后汉书·蔡伦传》，时间是105年。纸史研究者多认为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只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对纸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相关文献看，西汉及东汉前期，书籍的主要形式仍是竹简。 如《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应邵《风俗通》：
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今东观书，竹素也。②
皇家图书馆藏书也是先以竹简为稿本，再以帛书作为定本，这是西汉末的事。前些年出土的尹湾汉简，其中俗赋《神乌赋》一卷比较完整地保存当时书的形态，它是西汉王莽朝的民间书籍的一个缩影。又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滕囊。及王允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这些书可以拿去作车篷与布袋，就是因为制作这些书的材料本身就是昂贵的布帛。这也可表明东汉皇家图书馆藏仍以帛书为主，纸书仍是不多的。
其时最重要的书籍应是儒家经籍，而这些书仍是以简册制成的。如《后汉书》卷三九《周磐传》：“建光元年……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圣道’。”安帝建光元年即121年，这也正是“蔡侯纸”流行的时期，但周磐所用仍是“编简”以及制作简册的“刀笔”。此事足可证明，简册之书并没有随着的纸的出现而消失。
朝廷官府正式文书通用简牍，这一情况至东汉末也没改变。如由蔡邕（132—192年）《独断》所论公文格式看，当时官府仍流行简册。又如《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云：“张既，世单家富，为人有仪容，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连，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③ 此处所记也应是东汉灵帝初期（168—190年）的事，当时官府书写用具仍是“刀笔及版”。又如《三国志》卷六四《孙綝传》注引《江表传》言：“作版诏敕綝所领皆解散。”④ 考其时间是孙吴太平三年（258年）。 关于此事还有实物证据，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发掘出东吴简牍十万多片，上面有百万字，多是仓库记账簿籍，也有少部分公文，其中写有汉献帝建安年号与孙权的赤乌（238—251年）年号。这十万多片简牍集中堆放在三口井中。这显然不只是为了存放档案。当时正是纸简替代的时期，估计在使用纸本之后，这些竹木文档才会被废弃集中堆放在一起。由所用孙权年号一事看，简册为纸完全取代是相当迟的，至少晚于“蔡侯纸”一百多年。
简纸共存与简纸替换时间之长，是因为纸作为一种先进传播工具，其高级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为少数人掌有。这一点可由蔡伦造纸一事的背景见出。《资治通鉴》卷四八记邓后即位后，“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在她仅限的几样贡品中，纸已列具其中。蔡伦献纸时间也在这一时期，显然他造纸应是出于邓后对纸的特殊要求。这表明皇宫里用的纸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写材料。由当时的科技水平看，造纸术还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工艺技术，“蔡侯纸”是由宫廷专门机构研制出来的，也只能是宫廷贵族独享的“专利”。这种先进的造纸技术普及民间势必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民间生产纸的工艺较宫廷简单得多，所产的纸质量都不高，书写效果不佳，尚不能取代简册。因此，在纸问世之初，人们多将之视为一种非正式的文本载体，并形成了一种观念：简重纸轻。如《艺文类聚》卷三一引汉顺帝时的学者崔瑗（78—143年）《致葛龚书》：“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⑤ 此处，他将纸与素分开，表明当时珍贵的东西都写在素上，纸还只是一种次等的记录用具。葛龚是汉安帝时（107—125年）人，此事应在“蔡侯纸”流行二十多年后了，但纸的地位仍是较低的。又如《三国志·魏志》卷二注：“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着《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送国君以素书，送大臣则用纸书，这也说明至三国时，仍存在着以纸为贱的观念。又如《北堂书钞》卷一○四所引《楚国先贤传》云：“孙敬以柳简写经本晨夜习诵。”郭璞也曾云：“青竹为简以去书虫。”⑥ 其时人们在论及正式文本时都好用“简”“素”，而不提及“纸”，就是因为纸尚是粗糙之物，还不为人所重。
由现代考古实物看，自王莽新朝之后，用纸的情况明显增多，而且多出现于下层民间中，如在西北几处边防要塞遗址中，多处发现用于写字的纸。这说明这种质量不高的纸，在社会下层流传较广。趋简是多数社会成员的一种本能。对于多数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下层吏民来说，它是一种最廉价又是最方便的传播工具。纸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在一开始就与下层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较多地体现了下层俗文化的需求。如“五斗米教”及《太平经》的流行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后汉书·襄揩传》曰：“初，顺帝时，琅邪宫祟诣阀，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这是帛书，但是，后来流传于世的并为张角与襄揩所藏的可能是纸书，否则，很难想象张角在宣传“太平教”时，能很快地将教义及道书传布天下。这可由当时道士用纸一事中得到旁证。《萧氏续后汉书》卷二三记：“李意其，蜀郡人，有道术，昭烈欲伐吴，遣人迎之，既至访以吉凶，意其不答，而索纸笔，画兵马器杖十数纸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画一大人，掘地埋之，径去。”可见道教徒很早就利用纸作为传播工具。又如在《太平经》卷四中就有“丹书吞字”之说，其事不甚明了，但有可能就是后来道士使用“纸符”之事。⑦ 这些都可证明，这种新兴而粗糙的传播工具与民间俗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应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如《艺文类聚》卷五八引《文士传》曰：“杨修为魏武主簿，尝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数纸，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连答之。’已而有风，吹纸乱，遂错误，公怒推问，修惭惧，以实答。”此事表明建安时纸已作为公文用具了。这可能与曹操有意推重纸有关。曹操曾下《掾属进得失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⑧ 经董卓之乱后，维持原有简帛制度想必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纸的作用则突显出来。纸从原先次要的文本载体一举上升为主要的正式载体，开始成为人们记录文字与传播信息的主要工具。在当时魏、蜀、吴三地以及各类公私活动中都已普遍运用纸了。此类事例较多，兹不赘列。
由上可见，纸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本载体，在其初期，只有少部分人享用它的高级形态；流行于民间的只是粗糙之物，其便利性与简陋、低廉是联系一起的，因而并不能取代简册的所有功能。旧的载体工具已凝固了一种文化传统，与权力制度、正统地位联成一体。新兴载体工具在与旧的载体共处时，它们往往因处于“异端”地位而被忽视，并与一些非正统的文本关系更密切。唯有到了东汉末传统崩溃之时，文本载体才加快了新旧替换的进程。
二、纸本的便利与写作思维方式及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在现存文献中，傅咸《纸赋》最早论及简纸转换一事：
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洁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淑，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⑨
傅咸是晋初的人，经历过由简到纸的转变，对纸写这种新型载体优越性感受颇深，因而具体描写出了纸的新型功能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纸取代简释放了写作空间，使创作思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如傅咸赋中所述，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