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神思》云：“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注，不应是为文之例；史称枚乘思速所作，多应时短篇，少有佳作。刘勰在书中言及才速者多指曹植、王粲、阮瑀、祢衡等汉魏之士。他们身处简纸转换期，既受过传统的构思训练，又得纸写之便利，故更能表现出“倚马可待”的才思。又《后汉书·祢衡传》载：“黄祖长子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祢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点者，以笔灭字也，是简册写作涂记的方式，祢衡不用此法，一举成文。纸写释放了作者写作心理，这才有可能训练出一气呵成的写作技能。如此为文的方法与速度，对于用惯简牍写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奇迹，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在这一时期也就比较多。这一现象也是当时写作方式变化的反映。

    第二，纸与简素相比，纸质轻便，改善了文本传播的条件，如傅赋所言，它能在短时间内将个人的情思传到远方，在千里之外，借一纸书信如同面晤。这种交流的便利与自由，大大促进了文人间的交流，以至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书信体文学比较发达，文学的私人化色彩愈发明显。在简纸并用年代，以纸写成的文字是非正式的文本，起初多被广泛运用于私人间的书信中。汉末之后，文人间的书信文献明显增多了，其原因就在于纸的流行与普及。此前文人作品的发表与传播多是借助公务与礼仪活动。公开发表的散文，除赋之外，只是章、表、疏、议之类议事之作或碑、铭之类应用性文字，纯粹私人性的文字很少。纸写的普及，带来了通信的方便，这也为文人发表私人性文字与表现个人才情提供了一个更为方便的渠道。这种便利也大大激发了文人的表现欲与创作欲。文人们对这种用新兴载体写成的书信怀有莫大的兴趣。如唐代李贤注《后汉书·窦章传》曰：“融集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窦章与马融通信可能是汉顺帝时代（126—144年）的事，这还是纸写方式流行不久的事。马融在信中表达了因此而产生的极度兴奋的心情，他详细介绍了这封信的格式，很可能是因为其时纸制书信还比较少见。又如张奂《与阴氏书》言：“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⑩ 张奂卒于光和四年（181年），此信也当写于纸流行不久时。由张奂的表述看，虽然纸的质量不高，他仍非常喜欢这类书信。又如《三国志》卷七记陈琳《与臧洪书》言：“又言告绝之义，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纸笔，一无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计定，不复渝变也。重获来命，援引古今，纷纭六纸，虽欲不言焉得已哉。”(11) 这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之前的事。一封信长达六张纸，若使用竹简这是不可想象的事。纸的便捷，使得文人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写作热情，以至用纸传情成为一时风尚。

    有一个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书信体文学发达的情况。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专设“鸿都门学”，《后汉书》卷六十称：“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后汉书·杨赐传》记杨赐批评汉灵帝言：“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袁宏《后汉纪》也记：“初置鸿都门生，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能为尺牍词赋及工书鸟篆者至数千人。”(12) 鸿都门学，是一个与太学相似的学校。此处除了收罗各类经生与书法绘画等艺术人才外，还集中了一批善于尺牍辞赋的文人。尺牍成为朝廷学府专设之科，尺牍之才已似太学生一样，由朝廷招募，可以想见这种文体在当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尺牍原先是专门写在书版之上的一种文体。但是，我们由尺牍之文的如此流行的状况来推断，这种尺牍应已经超出公文范畴，它已与“造作赋说”联系起来了，似乎是一种可自由发挥的书信体散文。这种文体的流传，显然是与纸的普及相关的。由《后汉书·蔡伦传》记载看，大规模生产纸的部门是由宦官控制的，鸿都门学正是由宦官控制的与太学相对抗的又一学府，如此多的绘画、书法之才集中于此，自然需要大量的纸，尺牍之才集中于此，也应与此相关，可以说私人化的尺牍文应是在纸这样一种新型传播工具刺激下而盛极一时的。

    书信体发达的创作趋势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一个高潮，文人书信明显增多。这种创作活动给文坛带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文学的抒情性大大增强了。如曹植、曹丕与杨德祖、吴质等的往返通信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曹植《与吴质书》：“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其诸贤所着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讽而诵之。”(13) 吴质《答曹植书》：“信到，奉所惠贶，发函伸纸，是何文采之巨丽，而慰喻之绸缪乎。”(14) 他们已感受到这种纸写书信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使分居各方如同对面一样，直接抒发情感。他们都以极度兴奋的心情享受着纸写的便利。这种语言在纸前时代是很少见到的。纸的流行带来了文字交往的方便，具有书信功能的交往诗也随之流行起来。如建安七子间交往诗及同题之作尤多，如曹植《赠丁仪王粲诗》、繁钦《赠梅公明诗》、邯郸淳《答赠诗》、刘桢和徐干《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及曹丕、王粲、陈琳的《柳赋》等。这种交往诗应是书信体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如刘桢《赠徐干诗》：“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此处就表达了能读到对方作品的兴奋。《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些诗中所讲的书信材料仍是“札”与“素”，据此可推断它们可能是纸流行前的作品。纸的流行当使这种具有书信色彩的诗歌创作活动变得更加频繁，纸写文本的传递成了此后文人发表作品的主要方式。后人视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为文学史一转捩点，若考虑到纸写文学这一背景，也可以说文学的“缘情”之门是由书信体文学开启的，推其源仍与纸写这一新型传播形式的流行有关，陆机之论可视为对这类作品特征的总结。

    纸本流传方式的变化还对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如同傅咸所述，一个人身处僻陋之所，即便职微阶低，借纸抄的传写，也可名传天下。个人作品发表与传播的简便与自由，大大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也使人更加推重文学的神奇效能，进而对文学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此论已被现代学者视为魏晋文学自觉的一个宣言，其立论的中心就是强调了文学可以作为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翰墨”与“篇籍”可以超越他人的评价与权位的局限，让自己的思想意识得以“自传”，从而实现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如果考虑到曹操重视用纸之事及建安时代纸写文学大兴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断文学传播的发达与进化是生成曹丕这一观点的现实基础。纸写的传播效应，可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生命的“不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本载体的进化与转换也是造成邺下风流的一个物质基础。

    传播工具与传播内容是互动的，人的传播需求推进了传播技术的进化，而先进的技术又能推动传播内容的发展。从汉魏到晋初，纸作为一种更加简便的文本载体工具代替了笨重的简册与昂贵的素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人们表情达意的需求； 而纸本书写与传播的便利又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创作与发表的自由，它从作品产生与发表两方面改善了文学的形成方式、生存条件，进而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热情，并形成了新的文学价值观。这些对当时人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三、文本形制之变与文体论的发达及用典之风

    魏晋之后，文学批评日趋发达并在中国文论史上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期，其中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关于“文体论”的讨论。这一状况的形成，应是文本的简纸替换引发的文体变异的结果。纸被普遍运用后，文本的载体空间扩大了，文本的表达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这必然带来了文体的变化。相对于此前已经规范化的简帛文本而言，初期的纸写文本是非规范的，纸写文体相对自由的表达方式，破坏了原有的简帛文本的规范，而由于长期不为人所重，其自身也处在无规则的状态，这则需要重新确立与纸写时代各类文体相适应的新的文体规范。

    蔡邕《独断》是一部专论朝廷典章规范之作，由其论简册一事看，简牍文体规范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简牍形制与空间而制定的，王充、蔡邕在论及诏策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与行文格式。

    王充《论衡·量知篇》云：

    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蔡邕《独断》云：

    策书，策者，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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