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托名之作较多。纸写的便利激发了人们制作文本的热情，也带来写作与发表的随意，为求更大的传抄效应，托古、仿古之作也应运而生。其中托西汉人名的尤多，如现存的汉武帝时期的李陵、苏武的诗文、司马迁《报任安书》、班固《汉武帝内传》、刘歆《西京杂记》等。其归属问题，在南朝时即有争论。由语言风格看，这些作品不似西汉之作，也不像西晋后文风。前人多以为是出自汉魏文人之手。今人认为不能排除苏、李写作这些诗的可能性，(20) 笔者以为所论不无道理，更大可能性是这一时期的人改编前人之作后再托名以流行。这种托名与改编，正是纸书初兴之时出现的一种无序化的不规范现象。

    三是“伪书”增多。在纸写方式流行之后，将先前的简牍帛书文本转换成纸写文本，应是初期纸本书籍生产的主要内容。如东汉私家藏书以蔡邕为最，《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博物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书与粲。”蔡邕写字不用纸，其家藏书应多为竹简书。在董卓之乱中，王粲由关中逃至荆州，再由荆州到洛阳。其书最后能传到王弼手中，这些书，如果全是简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书已被纸本化了。此事由蔡琰抄书事可得旁证。《后汉书》卷一一四《列女传·董祀妻传》记：

    （曹操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才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由蔡文姬纸抄其父藏书一事看，书籍的由简本到纸本的替换工作在汉末魏初已大规模展开了。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古老的简牍被废弃了，所有的传统文本都以新的面目出现，自然容易产生失真乃至增伪之事。此前简册主要藉师徒关系传授，有着明晰的授受关系。纸书流行之后，抄书成为主要流传手段，书籍传播更趋于商业化，而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旧的传承秩序被打乱，伪书也随之多了起来。如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东晋初梅赜伪造《古文尚书》、郑玄《孝经注》、张湛的《列子注》等。伪书之所以在当时被人接受并流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简纸转换之后，古书原貌已不为人知。在简纸转换过程中，纸本书籍往往并不是对简册书原样复制，而是根据新的载体形态而有所改变。如在简书时代，经文与注文是分开的，经注合写应是书籍纸本化的结果。又如简与纸的容量不一，分卷方式也不同。这些调整变化往往会导致失真的结果。以前学者多关注作伪者本身的动机，其实，由这些具体情形看，王、梅等人未必是有意作伪。朱熹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又指出：“《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21) 这种真伪杂糅的现象就是由文本载体形态转换造成的。

    综上所述，纸简的替换对汉魏晋初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先进的书写与传播形式给文人带来更大的写作便利与发表自由，而最初充分发挥这种自由的人是那些不以儒家经学为业的“辞赋文人”，可以说，纸的普及首先推动了这类非正统的著述活动。由尺牍到书信，再到书信式的诗赋及各类书信体文学的繁荣正是纸代简的产物。政治的动荡促成了原先边缘化的纸写文本地位上升，同时，各类纸写读物的流行也加速了以经学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瓦解，从而引起整个文体序列与写法方式的变化，魏晋文体论及用典之风就是对这一变化的消化与总结，而娱乐化的小说性的作品出现与大量随意性的文献增多，也正是这一转换的结果。文本载体技术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表达的自由度上，实际上，这种进化也是人类心灵释放过程中的一种进化形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本载体的进化与文学发展才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而这种自由在初始阶段或多或少地表现为非规范化的状态，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注释：

    ① 参见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58页。

    ②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94—495页。

    ③ 《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张既传》。

    ④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綝传》。

    ⑤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60页。

    ⑥ 以上二条材料均见《北堂书钞》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见《太平经》卷一○八《庚部之六》以及卷八七与卷九二。

    ⑧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三《魏武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艺文类聚》卷五八，方括号内文字据《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六补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艺文类聚》卷三一，《太平御览》卷五九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

    (12) 袁宏：《后汉纪》卷二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曹子建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文选注》卷四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595页。

    (15) 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册第159页。

    (16)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此事于太安元年（3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800页。

    (17) 《太平御览》卷五九○、五九六、五八八、五九五。

    (18) 关于这一点，清水茂先生有较具体的研究，此处从略。参见清水茂《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22—36页。

    (19) 参见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13页。

    (20) 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21) 《朱子语类》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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