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则材料表明空间的大小、形制的长短，是各简牍文本的重要区别。简牍文体形式就是根据简牍空间设计的，如《后汉书·循吏传》记：光武帝刘秀倡导“俭约”之风，“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这种“一札十行”的“尺一诏”，显然是由版片的空间决定的。纸写文体则不受这种限制，卷舒轻便的纸张可以充分延展，形制、篇幅及行文风格都会与简牍文本有所不同。这种新情况在东汉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争议。这也是因为纸写文本还没有完全取代简牍文，新型的传媒工具尚没有影响到简牍的正统地位。如蔡邕在《独断》中论述了策、制、诏、章、奏、表、议七种公文文体，并未涉及其时方兴的纸写文本的特点。建安之后，曹魏集团有意识推重纸的作用，提高纸写文本的地位。纸写文本大兴，传统的文体规范又已不适应流行的纸写文本特点。辨明各类文体特色，是习文者首要之务。曹丕《典论·论文》曰：“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论述了四个种类八种文体的基本特色，所论也较简要，但体现了在纸本流行之时，一种辨明文体的需求与意识。其时应在建安十三年（212年）前。(15) 到了晋太康时，陆机《文赋》则言：“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他不仅增加了碑、箴等文体，而且对各类文体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文赋》的写作时间，可能比《典论·论文》晚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纸写的各类文体已得到充分的发展，各类文体的界限与功能更加清楚了，所以，他才可以作出比曹丕更具体的论断。这些文体虽然在纸前时代就一直存在，但是，对于它们的分类，除了使用功能有别之外，载体材料的不同也是分类的自然标准。如碑、铭、箴、策等起初都由石质碑柱、青铜器皿、玉木版片等不同的书写材料来确定各自的特色，到了纸写时代，这些文字多是写于纸上，较少受书写材料的空间限制，篇幅明显增大，自然突破了原有的文字规范、格式、结构，以至混淆了各类文体差别，因此，有必要强调各自的特色与功能。另外，纸写的流行使文字交流更为普及，书面语言在表达形式上更为自由，书面文本的功能与适用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进而形成了很多新型文体。无论是旧有文体的变化，还是新文体的涌现，都需要制定新的文体规范。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约晚于陆机《文赋》三十年左右，(16) 当时纸写的文体自然更加成熟定型，故其研究也更加全面与深入，并能作出专著。《晋书·挚虞传》称：“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其文体论之所以为当世所重，就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通行的纸写文本在文体上规范化的需求。在他之后，李充又作《翰林论》，其书虽佚，但由现存的相关材料看，分类更细，并多以魏晋人作品作为范例加以论述。我们将两书相关论述与陆机所论比较一下，不难见出其中的发展轨迹。

    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心之辞。

    《翰林论》曰：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者矣。(17)

    两书所论都指出文体古今之变问题，挚虞还指出了“质文时异”与书写材料的关系。当时文体论的这些特点，都是与纸简替换这一背景相关的。除碑文外，他们多列举魏晋时的作品为例，显然这些在纸本流行后出现的文章更能代表当时流行文体的特点。如徐干、孔融、嵇康等人的文章篇制都较长，都有下笔不休的特点，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纸本文体的特色。

    在竹帛时代，书籍制作比较复杂，书籍非人人皆有，知识的传承主要是采取师徒间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有纸时代之后，文人著书与发表条件得到改善，书籍总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除了章句之作外，注疏、集解之类增多之外，个人专著成倍上升。(18) 其中与文学关系密切的集部书与类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在刘向编辑的《七略》中有“诗赋略”一类，相当于后代的集部书，数量并不多。《隋书·经籍志》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别集之名，其起源或早于东汉，而大量别集的出现应是纸流行之后的事。魏虽承汉末大乱，但借助着纸写之便，在不长时间内又聚集起大量书籍。梁阮孝绪《七录序》记：“魏晋之世，文籍逾越，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晋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郑默《中经簿》改变了刘向《七略》的图书分类，变六类为四类，并将文人诗文集单独列为一类，这显示出当时集部书急速增加的情况。大规模编纂总集，是晋初之事。《隋书·经籍志》叙总集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别集概念的确立与总集的流行进一步提升了文学的地位，强化了文学在士人知识体系中的独立性。

    随着书籍的增多，文人的知识量与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类书的需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类书编纂活动可能发生在建安年间。《三国志·魏志》卷二记：“初（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三国志·杨俊传》注引《魏略》曰：“魏有天下，拜（王）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这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类书，也是简牍时代很难想象的事。魏晋之后，文人用典成风，这一现象的形成与纸书流行及书籍增多相关。类书的出现也是这一文风的反映。这一点可由左思作《三都赋》一事见出。《晋书·左思传》言：“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广泛收集资料是左思写作过程中一项主要工作，《三都赋》完成后，当时的学问家张载、刘逵为之作注。皇甫谧赞其“博物”，卫瑾称：“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这种文章已近似于关于三都的类书了。《晋书》称“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纸写的方便加速了本文传播，它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欢迎，也是由于它繁富的用典本身具有类书化的功能。此事说明书籍纸本化之后，人们阅读量大增，审美趣味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对文章的知识含量的需求也更高了。

    当然，文体论的发达与用典之风的形成主要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深究其因，又与简纸替换的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可视为载体技术发展对文学演变的间接影响。如文中用典自有其渊源，书籍的增多、知识量的扩大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与纸简替换的关系不可作机械的理解。

    四、文本观念转变、文本形态转型与文本流传的失序

    相对于成熟与规范的竹帛文本，新兴的纸写文本长时间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纸写文本长期与非正式的私人化写作相关，也与世俗化与娱乐性的非正式写作如小说、乐府之类关系密切。纸本成为正式文字载体形式后，人们文本观念改变了，不再视纸本为陋，这也提升了这一类世俗化与娱乐化文学的地位。

    汉末之后，艳情诗赋与小说故事都有明显的发展。如杨赐批评鸿都门学时就将“造作赋说”作为一项罪名，他所说的“赋说”，其中应含有俗赋与小说性质的传记。近年的出土文献表明这类作品在很早时期就已产生了。如甘肃放马滩秦墓的《墓主记》及尹湾汉墓中的《神乌赋》，前者近似传奇小说，后者则是有小说色彩的俗赋。但是在传世文献中，这类材料甚少。这表明当时这类作品主要还是处在极边缘的地位，一直不为文人所重。这一方面是缘于儒家正统化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竹简这种载体的限制，人们还不可能以笨重的竹牍与昂贵的帛书大量传写纯粹娱乐性的小说文字。纸本流行之后，情况便有所不同。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些“街谈巷说”应是当时流行的小说。《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裴注引《典略》云：“（曹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榷鍜，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他能背诵数千言小说，也当是这类小说在当时已有相当广泛的流传。如邯郸淳就有笔记小说《笑林》传世。(19) 曹植当其面诵读小说，也应是对邯郸淳小说有所知，投其所好。小说一类作品能有如此广泛的传播，想必也是有了纸写方便的缘故。这一推论，与以上所述纸本的地位是相符的。在曹植现存的作品中，如《洛神赋》、《寡妇赋》、《叙愁赋》、《感婚赋》、《山妇赋》、《静思赋》、《愍志赋》等，都是具有一定叙事特色的抒情小赋，含有一定的小说因素。他以自己的辞赋为少小戏作，也缘于取材于这类娱乐性的世俗文本。汉魏小说多已不传，仅存的一些目录已能够让人想象到这类作品流传的状况，如邯郸淳《笑林》三卷、《艺经》、曹丕《列异传》三卷，以及佚名的《李陵别传》、《赵飞燕传》、《汉武帝内传》等，不一定都是由六朝人杜撰而成。如前所论，相对于传统的主导性的简册文学，新兴的文学载体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起初总是与边缘性的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想象，与纸贱简贵的观念相应，早期的纸写文本多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娱乐之作相关，在大量的纸写文本流行之后，先前不为人所重的纸写文体渐渐成为最通行的书写与传播方式，附于纸上的娱乐化通俗化文学的地位自然也上升了。趋简求便往往是世俗化的娱乐方式的一个特点，当其形式被雅化后，其主体内容也得以提升，这是古今雅俗文化轮替的一个通例。小说因纸本地位上升而得以流行，正是其中一例。

    纸本原本是正式写作的产物，本身长期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其由边缘状态成为文本载体的中心后，传统的简册都转换成纸本，在这种转换的初期，仍会保留着无序化与非规范性的特点，造成了一些文本流传的失序，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流传出现了无序化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无名氏作品流行。如其时五言诗的流行与发展就颇能反映出这一问题。除了少数几首之外，现存汉代文人五言诗，多出现于东汉中后期，多数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无名氏作品。从诗体形式看，汉代文人五言诗是民间乐府诗不断地被文人化的结果，相对于汉赋与散文而言，五言诗在当时只是通俗读物，是居于正宗文献之外的流行文学，这些多是随意性的娱乐之作，应多不会写在昂贵的帛书上，在纸流行之后多不会写在简牍之上。它主要应是借助纸这种流行文化载体来传播，也应是伴随纸写这一载体的通行而流行起来。如《古诗十九首》，其语言多有歌词的类型化特征，其中还有与汉乐府诗相似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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