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人－佳人”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并具有某种原型意象的特性。从屈原楚辞开始，美人意象总是与政治托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美人意象内涵继承与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时代政治与社会思潮对此类诗歌的影响。本文试从原始文本出发，探讨汉魏六朝美人意象与政治托寓性之关系，以及本身象喻性的不断淡化，并逐步走向现实化、世俗化这一发展过程。

　　关键词　香草美人传统；象喻性；世俗化
　　
　　(一)
　　
　　“美人－佳人”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千百年来的不断运用，使它具备了某种原型意象的特性。早期诗歌中的此类意象，可追溯到《诗经》。如《诗经·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有美一人，硕大且卷。”不过，《诗经》中的美人，往往指的是男性，而且多为武艺高强的勇士、品性高洁的君子，或女性爱慕的对象。
　　“美人”作为政治托寓的特殊意象在诗歌中大量出现，应该始于战国晚期的“楚辞”。《离骚》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抽思》曰：“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思美人》曰：“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眙。媒绝而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在屈原的《离骚》、《九章》里，“美人”时而指楚王，时而指自己，时而又泛喻贤臣；在《九歌》中，又往往是神灵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的美称和化身。除“美人”意象之外，楚辞中还有一个“佳人”意象：“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悲回风》)值得注意的是，《悲回风》中的佳人都是屈原自指，而不用来指代楚王。也就是说，相对于“以媲于君”的“美人”来说，“佳人”处于相对较低的“臣”的地位。这种“佳人”意象，在很多汉诗中得到了继承。例如《圣人出》：“圣人出，阴阳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来，騑骊哉何。”(《汉诗卷四鼓吹曲辞》)逯钦立解释说：“美人、佳人对举，乃分言君臣。”这里的“佳人”象征与君主遇合的臣子。而《君马黄》中的“佳人”，则指代未遇的大臣。汉武帝《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中所思念的“佳人”，显然也是贤臣的象征。在后世诗歌中，“佳人”一词出现的频率甚至要远高于“美人”。
　　“楚辞”中的“美人”“佳人”称谓，其所指代者或男或女、或君或臣、或为某种理想目标，其含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曾引发后世解读的无数纷纭。但不管怎样，人们逐渐承认了一个事实：其中的“美人”“佳人”并非实写，而是一种象喻。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中对此做了精辟的理论阐释与提升：“《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中的“美人”意象不仅与政治托寓性产生了关系，并对后世美人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美人意象与政治托寓性发生联系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沈德潜《古诗源·古逸》载《列子》古语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这句话不仅指出了夫妇、君臣之间伦理关系的支撑点，而且无意中揭示出美人意象与政治托寓之间发生联系的本质原因。“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一句隐含着两层意思：君臣之道建立在衣食利禄的基础之上，即食人之禄，怀人之忧；一旦文人不再依附于利禄，而是甘于衡门栖迟，陋巷疏食，则君臣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便不复存在。而“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一句，则将仕宦与婚姻并举。对于士人来说，仕宦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而婚姻则是繁衍后代、维系家族繁荣的必要手段，假如没有“婚宦”，士人的目标与理想(情欲)也就不复存在。在一般情况下，士人对于“利禄”和“宦途”的追逐是不可移易的，但能否如愿，则要取决于“君主”的态度；另一方面，封建传统婚姻中的女性，能否获得婚姻的稳定和幸福，也主要取决于作为“夫”的男性。也就是说，在仕宦与婚姻的问题上，“君”和“夫”具有主导的、决定性的地位，而作为书写者的“臣”和“妇”，则处于被动和次要的地位。士人的仰望君主与女性的谦卑侍夫，其企盼与惶惑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是诗歌中夫妻关系总是与君臣遇合关联对应的重要原因。
　　对于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君臣遇合、宦途顺畅的毕竟极少，而君臣乖背、仕途坎坷却是大多数士人所要面对的难题。屈原将自己的美政理想寄托在怀王身上，但由于受到谗邪的弊惑，一腔政治热情无法施展。这种美政理想的落空以及由此而来的浓重失落感，导致他在诗歌中反复以弃妇的口吻来表达对君王的怨尤。因此，出于中国士人对政治功名极度关注的传统，从屈原“楚辞”开始，历代诗歌中“美人一佳人”意象的情感基调，是怨愤忧愁的。只有当政治意识淡化，或士人的个体意识非常强烈的时候，才会发生某种变化。
　　大抵说来，“美人一佳人”意象始于楚辞，两汉因文人诗歌的消歇而较为少见。汉末建安、正始时期，随着文人诗歌的兴盛及政争的尖锐，屈原“香草美人”的托喻传统得以复兴。晋代玄学思潮盛行，士人普遍怀有自全心态，世俗化的社会风气，冲淡乃至消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诗歌中美人意象的政治托寓色彩也随之淡薄。南朝受绮靡浮艳诗风的影响，诗歌中的“美人”与“佳人”意象，其政治托寓特性已经微乎其微，而大多是玩赏性的实写，即使偶尔在诗作中以政治托寓的面貌出现，也不再有原初意象中那种自我道德人格的砥砺，更缺乏因“怨愤”之情而带来的艺术感染力。
　　
　　(二)
　　
　　两汉最发达的文体是赋，除乐府民歌和无名氏“古诗”外，诗歌主要是一些用于典礼的郊庙歌辞，或非文人创作的骚体诗歌。因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神女一美女”意象在辞赋中得到普遍运用的时候，诗歌中的“美人—佳人”意象却相对较少，值得关注的只有东汉张衡的作品。
　　张衡擅长辞赋、乐府等各种体裁，尤其是对于“楚辞”有独到的领悟，楚辞的香革美人传统以及政治托寓色彩无疑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思玄赋》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遍身佩戴香草的美人。这个“美人”对于奸佞当道、贤人困厄的现实充满了深沉的愤慨，于是转而在虚幻的精神境界中追求美好高洁的理想，当然最终也像《离骚》一样归于幻灭。篇中的“美人”是作者自己的象征，而整个作品，从句型、语词、结构，到情感基调，也都是对《离骚》的有意摹仿。在创作上张衡大量运用香草美人意象，以寄托其浓郁的政治忧愤。在“楚辞”里，香草是与美人、佳人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意象，两者通常互为比兴，而张衡诗歌中也往往借香草萎落以衬美人(贤臣)被弃置。如其《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日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我闻其声，载坐载起。同心离居，绝我中肠。”诗中所咏品性芳洁的兰花被弃置于幽谷，其意在比喻贤能君子不遇明君。逯钦立解释说：“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就诗歌而言，张衡的政治哀思体现得最为深沉、幽愤的是其《四愁诗》。其“序”叙述作诗缘由日：“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之不得通。”不仅指出了此诗创作意图上与屈原楚辞的一脉相承，而且指出了其艺术象征手法上的借鉴。篇中赠“我”金错刀、金琅歼的“美人”，是诗人所思念的对象，也就是无由得通、无以为报的“时君”。作品借用传统的“美人”意象，通过“东南西北”的铺陈、四段反复的深情呼唤，一唱三叹，将希望得到君主理解和重用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深郁哀婉，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
　　除了文人气质很浓的《四愁诗》外，张衡的乐府诗中也有政治托寓性的“美人一佳人”意象。其《同声歌》中就以新婚妇人自比，细腻地刻画了新妇那种“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的心理，以及对于妇职、妇德的自勉：“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篇中新妇面对夫君的惶惑、恭谨等心理和细致的服务预期，无不指向“臣子”对“君主”的政治关系，故《乐府解题》日：“《同声歌》，张衡所作也。言妇人自谓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簟，在下以蔽匡床衾稠，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
　　张衡诗歌中的“美人一佳人”意象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托寓色彩，艺术上也继承了“楚辞”香草美人式的抒情风格，委婉含蓄，哀怨雅致。但除张衡外，汉代类似的诗作颇为罕见。直到汉末建安，随着时代和思想的深刻变化，随着士人对政治功业的强烈渴望，也随着文人个性化创作的蔚成风气，此类意象才又在诗歌中频繁而普遍地出现。
　　建安诗歌涉及女性的作品很多，传统的弃妇、寡妇、思妇和婚恋等内容，成为此时期诗歌的重要题材。这些描写各类女性的诗作，大多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也有不少属于政治托寓的范畴。特别是曹植诗歌中，有大量抒发君臣不遇、功业无成、年华虚度之人生感慨的作品。这些作品直接继承了屈原托女以抒怨的抒情传统，凡描写弃妇、思妇、婚恋之作，几乎皆寓有深婉的寄托。仅就“美人—佳人”意象而言，固然没有上述题材那么普遍，但只要出现，必为托寓。例如其《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遥，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刘履《选诗补注卷二》日：“美女篇，比也……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其言妖闲皓素，以喻才质之美；服饰之盛，以比己德之盛；至于文采外着，芳誉日流，而为众所希慕如此……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篇中的“美女”是诗人自喻，而“盛年处房室”的哀怨，也明显对应着君臣阻隔、不得遇合的政治内涵。曹植类似的诗作不少，如《种葛篇》、《妾薄命行》、《杂诗七首》之四、之七等，而他的《怨歌行》、《浮萍篇》、《七哀诗》等，也无不是托女性幽怨而抒写政治乖违的诗作。
　　曹植于乐府诗上着力颇多。一方面，由于极高的自我期许和浓厚的文人气质，曹植笔下飘逸顾盼、气若幽兰的美人是其孤高自傲人格的象征，因而蕴含着迷离恍惚、难以企及的神女气质，充分体现了美人意象的虚拟性与象喻性；另一方面，曹植又将“美人一佳人”意象的政治托寓传统，与对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的学习、借鉴结合起来。因而相对于屈原、张衡笔下“美人”的泛化和简约，更显出描写的细致和形象的丰满。例如《美女篇》中对“美女”富艳夸张的描绘，便是对汉乐府民歌的借鉴；又如《种葛篇》“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其中对女性初婚的喜乐，色衰爱弛后的不幸等心理的细致刻画，显然也不同于屈原、张衡式的单纯象喻。可以说，建安时期的美人意象在辞采华茂、才高八斗的曹植的手上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其笔下的美人形象既有作为象喻符号的虚拟性，同时兼具了世俗女性的真实性。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