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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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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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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乐府》篇，刘勰自乐府起源叙起，然后由周秦至汉魏，渐失雅声，而“溺音腾沸”。汉武虽立乐府，但“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结果是“丽而不经”、“靡而非典”。至于汉末，“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刘勰对各文体的辨析，的确是“原始以要终”。但由于他以“源”，也即六经之文作为绝对标准，而批评后世作品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淡”，遂使他的全部实际批评成为尊古贱今的后退的批评史观。不论刘勰批评史观如何，追源溯流的确是他构建理论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显然受《七略》、班《志》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次提到刘向。如《乐府》：“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诸子》：“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时序》：“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征圣》：“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诠赋》：“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事实上，《七略》、班《志》一直是魏晋以后士人常读之书，这并不仅限于秘书、著作等管理图籍之人，即一般文学之士，也把了解四部作为自己的学习范围。《初学记》卷四十九载梁简文帝《庶子王规墓志铭》说：“《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这当然是夸奖的话，但以熟习《七略》作奖词，亦见当时确以此为士人必备的基本内容。比如《梁书·张缵传》记：“缵好学，兄绚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又同书《臧严传》记臧严精通四部书目，萧绎以甲至丁卷中作者姓名等事考校，一无遗失。于此可见南朝文人对目录学的重视，以及目录学与文学写作间的关系。从这点说，《七略》、班《志》的学术思想，是六朝批评家、作家十分熟悉的内容。
刘勰之外，钟嵘《诗品》品骘古今诗人，也是采用了追溯源流的方法。在他品评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对其中许多人的创作风格，都追溯其源流。如说曹植“其源出于国风”，说刘桢“其源出于《古诗》”等等，这与《汉书·艺文志》方法相同，如《汉志》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者是。由此见钟嵘受《七略》、班《志》的影响。
除了批评家著论考镜文体源流，一些作家更是通过编选总集来做辨体溯流的工作。如任NFDA5《文章始》，选列八十四种文体，以说明各体之起源。任本人曾作过秘书监，《梁书》本传记：“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可见他对图籍具有非常专业的知识，《七略》、《汉志》自是很精通的了。他以“始”作为自己选集的名称，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 三
在叙述六朝批评观时，佛学家往往被忽视掉，现在看来，佛学家批评思想的有系统、有深度，往往超过文学家。比如《文心雕龙》，大家都承认刘勰此书体系的构建，受到了佛学的影响。再以目录学为例，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对佛家书目极为称赏，认为其优胜于普通目录者有五点：“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各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在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侪试一读僧、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种作者之无进步也。”［注解：《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的确，如僧的《出三藏记集》，这是一种簿录类的总集，其体例的周密，学术思想的深刻，都是超越其它目录学书籍的。在现存六朝的几部佛学总集以及已佚总集序中，我们发现佛学家对区分类别、考镜源流的认识是十分自觉而深刻的。
南朝高僧中，僧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佛学理论家和目录学家。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说过自己“总集众经，遍阅群录”的话(如《续撰失译杂录序》、《贤愚经记》、《疑经伪撰杂录》等)，由于这样的工作经验，僧撰写了大量的佛典叙录，考镜源流，区分类别，正如刘向《七略叙录》一样。佛经东传，由汉至梁，五百余年，其间历经坎坷，终于影响华土而大行于时。在这过程中，佛经典籍亦有许多混杂，有翻译上的问题，有解说中的歧异，还有伪经搀杂其中。因此校理佛典，使源流清楚，类别不乱，经文各体有序，便是摆在僧面前的任务。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他是接受了刘向《七略》的影响的。比如他的《梵汉译经同异记》，先述梵汉文字的差异，再说明由这种差异带来译经的困难，“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或善梵义而不了汉音，或明汉文而不晓梵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此其一；其二，“至于杂类细经，多出四含，或以汉来，或自晋出，译人无名，莫能详究。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这是佛经翻译中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世人不知其中症结，常致迷失，所以僧说：“窃寻经言，异论咒术，言语文字，皆是佛说，然则言本是一，而梵汉分音；义本不二，则质文殊体，虽传译得失，运通随缘，而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矣。既仰集始缘，故次述末译，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故原始要终，寓之记末云。”从僧这段叙述看，其考镜源流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值得注意的是，僧在表达这一思想所使用的“原始要终”一词，与刘勰《文心雕龙》竟然一致，还不仅于此，对这一词语，二人多次使用。《文心雕龙》共使用四次，而僧也有两次(据《全梁文》)。除此之外，与“原始要终”思想相同的其它表述词语，如“沿波讨源”、“辨本以验末”等，则随处见于僧各文之中。刘勰是僧的学生，曾帮助僧整理过佛典，僧之文，有的还出自刘勰手笔，因此刘勰辨析文体、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大概是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关于《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在撰述指导思想上的相似，以及刘勰与僧间的关系，参见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载《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
在僧的佛典整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考镜源流思想对他的指导作用。一般的叙例是，僧先叙述问题产生的由来，再说明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及其具有的意义。
《抄经录》：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为《大道地经》，良以广译为难，故省文略说。及支谦出经，亦有孛抄。此并约写梵本，非割断成经也。而后人弗思，肆意抄撮。或棋散众品，或NFDA6剖正文。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
《出三藏记集序》：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梵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爰所取明。……于是牵课羸恙，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一撰缘记，二铨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
《法苑杂缘原始集序》：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然而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新进晚习，专志于转读。遂令沙门常务，月修而莫识其源；僧众恒仪，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率情，业谢多闻，六时之隙，颇好寻览。于是检阅事缘，讨其根本。遂缀翰墨，以藉所好。庶辩始以验末，明古以证今。
《十诵义记序》：……逮至中叶，学同说异，五部之路，森然竞分。仰惟《十诵》源流，圣贤继踵，师资相承，业盛东夏。但至道难凝，微言易爽，果向之人，犹迹有两说，况在凡识，孰能壹论?是以近代谈讲，多有同异。大律师颖上，……学以《十诵》为本，……常以此律，广授二部。教流于京寓于中，声高于宋齐之世。……僧……遂集其旧闻，为《义记》十卷。［注解：以上引文均见《全梁文》卷七一、七二。］
从以上几篇序文中，可以看出僧编集、著论、叙录的原因、目的和方法。如僧所言，佛学典籍至梁时已经颇有混乱。以译经说，由于梵汉文字、语音的殊异，译人水平的参差不齐，经义难免有错；加之岁月长久，授受道缺，译经之来龙去脉已不甚清楚了。以抄经说，昔贤抄经，本在修行，故旨在撮举义要，但后人不学，肆意抄经，往往割裂经义，“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抄经录》)。再以佛学理论说，如律学，本来就是义理精微，师资相承，尚有两说，更何况一般学人。至于梁代，歧异愈多，自然会迷惑后生。这些便是僧整理佛典的主要原因，其与刘向的校雠图书，何其相似乃尔!在这一工作中，僧始终坚持追源溯流的指导思想，在他作于不同时期的序文中，都反复强调着这一点，可见这一思想应是僧全部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这自然看做是僧接受了刘向的影响，但也应看到它同时也是时代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述，钟嵘、刘勰、任等也都具有这一思想的特点。此外，在僧之后的释慧皎，也同样表现出明显的溯源流思想。慧皎撰有《高僧传》十四卷，《全梁文》卷七十三载其《序》称：
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践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发，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示，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论传。而辞事缺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宗。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缺。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郗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季《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
慧皎此序，历举晋宋以来有关佛人、佛事著述，其中大多为《隋书·经籍志》所缺，它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一段述论，颇与钟嵘《诗品序》所述前代文论专著相似，由此见出慧皎在追溯源流的过程中，是施加了评论的，此序实可作为佛学批评史看。在批评了前贤诸作之后，慧皎称自己“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据此可见慧皎写作《高僧传》的态度和体例。《高僧传》并非简单的传记，而是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类。这十类的顺序安排也别有深意，“盖由传译之勋，或逾越沙险，或泛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靖念安禅，则功德森茂；弘赞毗尼，则禁行清洁；忘形遗体，则矜吝革心；歌诵法言，则幽显含庆；树兴福善，则遗象可传：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慧皎这样有深意地对全书分类的安排，暗示了当日编集区分类别的背景。从前几节叙述可知，以类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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