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了游记文体的要素、发生、形态、意涵及体式，指出游程、游观、游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构成一个由下而上、依次递升的金字塔结构;游记文体的发生既需要“游”的审美意识、实践活动与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又需要“游”的文学创作中游程、游观、游感三大要素的同时具备，两者同步完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游记文体形态的分化与演变，突出表现为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学人游记的主潮兴替;游记文体的发生序列决定了游记意涵以审美为本原和核心，同时又有巨大的文化涵化力与包容性;游记文体样式以记为主而赋、书、序多元并存。

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游记文学创作可谓源远流长，盛久不衰，并逐步汇聚成一个因时而进、别具一格的文学传统。但与游记创作的高度繁荣与卓越成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游记文体的理论研究不仅相对滞后，而且普遍缺少应有的深度。最近拜读了王立群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的《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下简称《游记》）一文，一方面为文中对游记文体的开拓性研究以及一系列灼见所感奋，另一方面又感到文中提出的一些核心观点需要作一番认真的辨正，由文中所引发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有继续深入探索的必要。 一 游记文体的核心要素与层级关系

所谓游记，顾名思义，即是由“游”而“记”、以“记”纪“游”之作。我们曾经提出，构成游记文体的核心要素包含所至、所见、所感三个方面，所至即作者游程;所见，包括作者耳闻目睹的山水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现实生活等;所感，即作者观感，由所见所闻而引发的所思所想 ① 。这与《游记》一文所概括的游踪、景观、情感三要素大体是相通的。不过，根据游记由“游”而“记”、以“记”纪“游”的文体特点，当以游程、游观、游感加以概括更为妥贴。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游程、游观、游感三者在游记文体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各不相同，游程属于实践层面，是游记的创作基石;游观属于经验层面，是游记的现实内容;游感则属于精神层面，是游记的情感升华。三者恰好构成一个由下而上、依次递升的金字塔结构。如果以人的生命为喻，那么游程是骨骼，游观是血肉，游感是灵魂;无骨不立，无肉不丰，无魂不活。

无疑，一篇“标准”的游记作品应完整地包含游程、游观、游感三者，而一篇优秀的游记作品之游程、游观、游感应构成由下而上、依次递升的层级关系，前者是衡量是否为游记作品的基础标准，后者则是衡量是否为优秀游记作品的核心标准。《游记》一文认为游踪（相当于本文的“游程”）是游记最重要的文体要素之一，并以此衡量柳宗元游记，认为其代表作“永州八记”因游踪记写的不明显而存在“重大的文体缺陷”，其原因则在于柳宗元游记“脱胎于记载一山一水的山水记”，这是我们所无法苟同的。这里有四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辨析:

一，在游记文体所包含的游踪、景观、情感（此按《游记》一文的归纳）三要素中，游踪属于最基础的实践层面，处于金字塔的底部，更重要的还在于依次递升的景观—经验层面与情感—精神层面，分别处于金字塔的中部与塔尖。

二，对游踪记写明不明显到底应如何判断?游记固然是因“游”而“记”，以“记”纪“游”，离不开游踪记写，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游记都必须巨细无遗地记述主体的游踪，因为游记毕竟不等于游走流水账。

三，“永州八记”游踪记写不明显的结论尚须商榷。“永州八记”中前四记与后四记创作时间相隔三年，空间连缀看似比较散漫，但却具有严谨的内在结构，最为关键的是作者能以空间转换为线索而将八篇游记紧密地衔接起来。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点明了永州这一大环境，又由法华西亭引出西山，写西山则从大处着墨，谓“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隐然有八记“领袖”之风。《钴   潭记》以下三篇，都在首段标明空间的变换，三者相连，作者游踪就一目了然:“钴   潭在西山西——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石梁。梁之上有丘焉——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伐竹取道，下见小潭”。第五篇《袁家渴记》因与前篇相隔已久，因此特加一段概述性文字，交待各景点的空间关系:“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   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承上启下，既照应已游过、写过的西山等处，又引出下次将游作记的袁家渴。《石渠记》以下，仍以首段交待空间变换轨迹:“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即石涧）——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即至小石城山）”。这样，通过“游”的行踪转换，即将“记”的各个部分紧密地连为一个整体;反之，通过“记”的文字线索，亦可寻绎出主体之“游”的处处屐痕。由此可见， “永州八记”作为中国游记的经典之作，并非没有明确的游踪记写，恰恰相反，其游踪记写是较清晰的，因此就文体而言，并无所谓“重大的缺陷”。

四，山水游记中的游踪记写与山水记中的方位描写是同中有异的关系，二者都涉及到空间问题，但游踪的本质是空间的转换，当空间移位构成一个游历过程时，则空间同时又蕴含着时间并转化为时间，它是流动的。而方位的本质则是空间的序列，其形成与指称都与时间无关;它是静止的，只要参照物没有变化，那么方位就可以是亘古不变的。

以上述四点为参照，就作为文体之一的游记而论，我们认为，只要作品显示出了空间的变换，读者可以由此感受到作者是在游历之中，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一篇游记作品。游踪的有无确实可以作为区分游记与山水记的标准，然而其详略却不应作为评判游记文体形成与否的尺度。

二 游记文体的发生序列与正式形成

《游记》一文主要从游踪、景观、情感三大要素尤其是游踪的演进发展来探讨游记文体的形成，也正因为文中过于关注和重视游踪要素，所以忽视了对游记文体形成的发生学追索，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游记文体的发生机制与形成过程作出深入的辨析。我们认为，游记文体的发生既需要“游”的审美意识、“游”的实践活动、“游”的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又需要“游”的文学创作中游程、游观、游感三大要素的同时兼备。两者同步完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标志着游记文体在这一时期的正式形成。

在“游”的审美意识、“游”的实践活动、“游”的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中，“游”的审美意识具有先导作用。历史地看，“游”的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与独立是在魏晋时代。作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灵魂——玄学对人与自然产生了双重解放作用:首先，玄学把人从世俗功利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社会引向自然，从外在引向内在，从形而下引向形而上;其次，玄学把自然从先秦两汉“山水比德”、“天人感应”的道德、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使自然真正成为独立自足的审美对象。立足于此双重解放，玄学在审美层面上重新规定了人与自然的同构关系，直接促成了魏晋时代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乃使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成为士人的普遍心态，孙绰谓“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 ② ，即以超越世俗的清旷玄远之心观照山水，正是对当时士人这一新的时代趋求的高度概括。同时山水也开始以其纯净自然之姿进入主体之心，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③ ;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④ 。在此，山水同样已被赋予鲜明的审美灵性与个性。

如果说，“游”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游记文体的发生提供了深层动力，那么，“游”的实践活动的盛行则为游记创作提供了直接触媒和具体内容。正是在山水之“游”审美意识的激发与熏陶下，人们纷纷投身烟霞，寓目林泉，在大自然的佳山秀水中怡神悦性，感悟生命，一时游赏之风大行于世，如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 ⑤ ，宗炳“好山水，爱远游” ⑥ ;而且当时不但个人的登临活动蔚成风气，人数众多的群体游赏也颇为盛行，最著名的如永和九年（353）兰亭禊集、隆安四年（400）石门之游等。就游历主体身份而言，除了上述文人之游外，还有诸多佛徒道士如支道林、释慧远、葛洪、陶宏景等，也纷纷投身于山水游赏之中。

“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 ⑦ ，在“游”的审美意识的驱动下、在“游”的实践活动的触发下，由单纯的游赏山水进而走向描摹山水，可以说游记文体的发生势在必然。主体在山水放游中，触景生情，情与境会，便会很自然地形之于翰墨，由游而记，以文纪游，借山水之游述一己之感，以珠玑之言写山水之貌，在自然与人文的生命共构中传达主体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情怀。而从其时文学创作的实际看，如慧远《庐山记》、《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王羲之《兰亭集序》、谢万《春游赋》等，诸多纪游之作已经初步具备了游记文体的三大要素——游程、游观、游感，已经属于形式基本完备的游记文体了。可以说，魏晋时期“游”之审美意识、实践活动、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构成了游记文体的发生序列，而其时具体作品中游程、游观、游感三者的同时兼备，则进而成为游记文体正式形成的核心标志。 由于主体不同的创作心态和价值取向，游记在产生之初就呈现出风姿各异的面貌，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哲理沉思，郦道元《水经注》的科学探求，吴均《与朱元思书》的诗情画意……这一原初而自发的形态分化，一直延续并贯穿于游记的发展历程之中，构筑成游记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艺术长廊。

三 游记文体的形态分化与主潮兴替

历代游记佳作荟萃，可谓仪态万方，环肥燕瘦。然而，在头绪纷繁、风格迥异的表相背后，游记的分化与演进仍隐含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游记》一文根据游踪、景观、情感三大要素，对游记的次文类文体作了二度划分，一是根据游踪、景观的详略划分为诗人之游的文学游记与学人之游的地学游记;二是根据景观、情感的偏重划分为以主观之情为主的表现型游记与以客观之景为主的再现型游记。这一富有逻辑性的二度划分，的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游记文体的形态特质。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游记创作历数千年而不衰，形态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既有同一类型的不同变形，又有不同类型的相互交融，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应充分关注游记文体的丰富性、复合性与迁延性，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共时性的类型划分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历时性的形态分化与主潮兴替。

依据游程、游观、游感这三大核心要素在具体游记作品中的表述详略与功能强弱，再参以时代精神与作家气质，我们可以把历代游记分为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学人游记四种形态，其中诗人游记与才人游记均略于游程的客观记述，而偏于游观描写与游感抒发，后者则往往以主观情感传达为主，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但彼此又有雅化与俗化、精致与随意的不同趋向;哲人游记略于游程记述，甚或略于游观描写，而以游感为重心组织全篇，且着重倾吐主体在面对宇宙自然时所产生的哲理性的思索与感悟。学人游记与前三类游记形成显著区别的是它注重游程的记述，游观描写往往注重山脉水文等地理记载而忽略山光水色等自然风景，游感则大多一笔带过甚或付之阙如。这四类游记的原初形态均可追溯到魏晋游记，但其形成与定型又与特定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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