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人游记兴盛于明代。才人游记最为成功的体式是游记小品，它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哲学基础，以袁宏道的“性灵说”为文学理论，在作者主观才情的主导下，自由抒写，不拘常套，其重心在于独抒性灵，充分表现个人的才学性情。其中公安派、竟陵派的诸多游记小品都是才人游记的典范之作。才人游记是对哲人游记的反拨，同时也是向诗人游记的回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但才人游记尚真、尚俗、尚趣的文学理念与追求，又带有晚明启蒙时代的鲜明烙印，是明代作家面对宋代游记高峰的新的开拓与创造。

学人游记兴盛于清代。学人游记上承于从《水经注》到《徐霞客游记》的地学游记传统，然后经清代朴学精神融铸而成。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情感化、性灵化的才人游记在文人士夫的反思与声讨声中悄然隐退，而以朴学精神为主导，以经世致用为宗尚，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之中的学人 游记则应时而兴，成为游记创作的主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界巨子都有学人游记传世。学人游记是朴学精神与游记创作的结合，也是对晚明以来盛极一时的才人游记的反拨，就其理性内涵而言，亦可视作向哲人游记的回归，只是学人游记的理性精神表现于学术考证，而哲人游记的理性精神表现于哲理思索，有形而下与形而上之别。

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学人游记这四类游记形态之间既有历时性的发展与演变，又有共时态的并存与互补;既有同类的继承与回归，又有异质的否定与反拨。当然，这四种形态并不能涵盖所有游记作品，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不能完全纳入其中的一些作品实际是几种形态的组合或变形，如清代桐城派游记中有些属于较典型的学人游记，风格朴实典重;而有些既有质实考证又不乏清新写景者，则是融学人游记与诗人游记、才人游记之长。而且，以上四种游记形态的提法，更注重的是游记的构成元素与其精神气质的结合，兼具文体论与艺术论的意义。

四 游记文体的主流意涵与文化容量

游记文体是基于魏晋时期“游”的审美意识、“游”的实践活动与“游”的文学创作三者的依次推进，以及“游”的文学创作中游程、游观、游感三大要素的同时具备而正式形成的。可以说，游记文体的发生序列决定了游记意涵必然以审美为本原，为核心。

游记作为一种展现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独特文体，反过来又加深和促进了人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认同和体验，为人与自然的审美互构提供了一种完美而永恒的途径。当审美主体在悠然放游之中，见“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⑨ ，若无佳作，何申雅怀?然而，游记作家不仅是记述山程水驿，描摹山光水色，更重要的是在山山水水的游历与描绘中传达主体特定的情思与感悟，或倾诉触景而生的幽怀，或抒写感物而动的欣悦，或寄托回归自然的高远。一方面，山水藉文章以显，文章亦由山水而传，正如前人评价柳宗元所言，永州的“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 ⑩ 。柳宗元发现了永州山水之幽奇秀美，永州山水同时也成就了柳宗元一代游记大家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作家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在游记创作中，人与自然在审美的律动、文思的奔涌中找到了结合的契机，通过这种结合，人与自然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了沟通，达成了默契——“在天空和树林的永恒的静穆中，他找到了他自己” 11 。在审美中，人实现了自我的完满和灵魂的飞越;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命共构中，游记文学显示出了它最深层的意蕴与内涵。

然而，游记意涵的容量绝不限于此，而是以此为本原，为核心，然后向哲学、政治、宗教、道德、科学、民俗、文化等全方位拓展，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精神:

哲学意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游记创作面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即通过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双向互构，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游记正是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蕴含与阐释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深邃哲学精神。其次，从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游记的正式诞生正与魏晋人文觉醒同步而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确立作为游记诞生的前提条件，首先即得力于魏晋玄学之于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作用。再次，从创作论的角度看，当面对自然进入审美活动时，往往不能不引发主体之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索，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之所以成为中国游记之冠，最重要的就是其中充满着哲人智慧，作者之于自然、历史、永恒等形上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具有他人无可企及的哲理深度。

政治意涵: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恶浊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纷纷走近自然，游历山水，实质上就是反抗现实，寻求慰藉与解脱。更何况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在遭贬流放期间创作的，从这些作品中，人们不难体会到其“反抗”的政治意味。

宗教意涵:中国古代宗教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于“天人感应”说，而在游记中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确立并取代“天人感应”后，后者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经常与前者交融，其中因缘之一 是作为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哲学基础的“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本有先天的血缘关系，都是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产物。因缘之二是在游记创作中有大量佛徒、道士参与，他们常常以宗教的思维形式来观赏自然，审视人生，将宗教与审美合而为一，因而赋予游记以宗教内涵。因缘之三是游记的审美对象首先是山水胜景，而山水胜景又往往与佛道的寺庙、道观以及种种宗教传说和民间神话连为一体，游历山水、描写山水就不可能不涉及到这些宗教内容。因缘之四是在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双向互构中，在追求超验的形而上的人生体验中，哲学与宗教具有一定的互通性与互渗性。

道德意涵:“山水比德”的道德指向在先秦曾广为流行，至魏晋渐与审美论合流，就游记创作而论，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作家的道德渗入，如宋代理学家张拭《游南岳唱酬序》记述其与朱熹等人七日衡山之游，游赏之余不忘发挥其“丧志”之论。二是对人类生命极限的体验与价值的终极关怀。在古今探险游记中，通过生命极限的体验，生存与毁灭的考验，大力张扬人类征服自然与征服自我的伟大人格力量。前者多为道德说教，如处理不当，往往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而后者这种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指向实际上已与哲学合而为一，是更高层次的道德渗透。

科学意涵:从早期游记的经典之作《水经注》开始，科学精神一直延续于历代游记创作之中。《水经注》通过从地志著作向地学游记，再从地学游记向文学游记的两次转化，开创了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成功范例。此后，宋人游记中的尚实精神，也是承继《水经注》而来，而又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直至明代日记体长篇科学游记《徐霞客游记》的问世，则进而把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推向了极致。

民俗意涵:表现本土与异国的风俗民情，在魏晋游记初创时期即已开其端，如张协《洛禊赋》、夏侯湛《禊赋》、阮瞻《上巳赋》以及王羲之《兰亭集序》等，皆重在表现三月三上巳节修禊活动之盛况。法显《佛国记》记述前往印度求经历程，于宗教主题外于异国山水民情也有展示，对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有直接影响。宋代尤其是南宋游记作家始有意识地向风俗民情拓展，如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都有比较丰富的有关风俗民情的记述。此外，在明代的小品游记和《徐霞客游记》中，也不时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文化意涵:从广义上说，以上六种意涵都可归结于文化之中，但这里所说的文化指向是指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融入游记创作之中，并在其中展开文化思辨乃至文化批判，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外部动力而言，这得益于80年代之后举国上下“文化热”的有力推动;就内在演变而论，则始于80年代初游记创作向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拓展。我们冠之为“文化游记”，不仅因为其中的代表作——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直接以“文化”为名，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最具自觉的文化思辨与文化超越之特色。由于余秋雨等一大批学者散文家纷纷涉足游记创作，遂使“文化游记”蔚为壮观，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他们在对自然山水、民居园林、道观庙宇以及其他文化遗迹的游历中，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让读者从作者与游历客体的对话中获得智慧的启迪与感悟。

可以说，游记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文本，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文化涵化力。通过这一“文学—文化”文本，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精神。

五 游记文体的体式定型与多元并存

最后，让我们重点进入对游记体式的探讨。就游记这一专有名词的构成元素而言，可以说“游”是其内容规定，而“记”则是其文体指称。“记”作为一种文体，向来多归于“杂记”一类，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灵活性特点，这就为更好地表达主体在游历过程中的个性化体验提供了便利条件，为“记”在纪“游”过程中的文体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多种可能。“游”与“记”双向互动，由“游”而“记”，以“记”纪“游”，进而发展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可见，“游”与“记”的组合并非随意，而是因为彼此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内在的契合点。然而，这一内容与文体的契合并非妙手天成，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多向选择到逐步定型的过程。

在游记初创期，作家们并未为纪游之作确立一 种固定的文体，而是处于多元化的选择、尝试与探索中，举凡赋、书、序、记等各种文体都曾被广泛而灵活地用于纪游。其中，赋是游记初创期最发达的一种文体，与以言志缘情为主要功能的诗相比，赋更适于纪游，其长处在于能更详尽地铺叙风物行踪，扩大山水描写的容量，自由表达主体的审美感受;但囿于赋体铺张扬厉的传统，以赋纪游往往失之于板滞累赘，而且作者常不加选择地罗列行程景物，既有主次不分之弊，又时时模糊了景物的审美个性。因此在后代游记创作中，除一部分赋演化为文赋并在苏轼等人手下大放异彩外，其余逐渐退出了游记领域，唯其开创之功不可忽视。书是初期游记的另一重要文体，魏晋时期曾出现一个颇具规模的山水书札群，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从主体的创作动机看，以书纪游是一种非直接的游记创作，往往是作者由于某种原因行经某处，故修书转述其地风光于亲友或同仁。个体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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