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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文体构成思想

时间:2009-8-8 16:55:59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刘勰文论体系中,《情采》五篇论文体构成,《比兴》五篇论文体修辞,两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组合。刘勰的文体构成思想兼重逻辑与审美,它发端于日常语言经验、凝定于章句实体结构、延展至艺术语言审美,理论原型上有较为深厚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背景支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文体构成 情采 熔裁 声律 章句 丽辞


龙学研究中,关于《情采》以下十篇的整体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学者足够重视。刘勰文论体系中,《原道》以下五篇、《明诗》以下十篇及《史传》以下十篇构成一道两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神思》以下五篇、《情采》以下十篇及《指瑕》以下十篇则构成一心两用关系,这意味着《情采》以下十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卷篇组合,刘勰在《原道》中将其归入“言立”即立言范畴。从创作角度讲,所谓立言指构成文体,其中《情采》五篇论立文之体,《比兴》五篇论成辞之用,体用结合则意味着文体在语言层面上的生成。试就《情采》五篇文体构成思想申论如下:

一、文体的情理本质

《说文》云:“体,总十二属也,从骨。”即体的本义指人体骨骼系统,有整体构成之义,象喻思维模式中,文体的语言结构可以借此喻示。通观《情采》等篇,刘勰的文体思想主要涉及文体的情理本质、篇章结构、声律结构、章句结构及丽辞结构等五个方面。
《情采》赞云:“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①在这里,言指文体语言结构,文指舒布文采,心术指为文之用心,英华为文采同义语。刘勰认为:文采以文心为本。由于情理是主体的心脑功能,这等于说作为语言结构的文体以主体情理为本,情采即情理文采的概念由此生成,《情采》在《文心雕龙》理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由此确立。
《情采》云:“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
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②在这里,神理之数即经验观察意义上的自然之道,其直接理论渊源是易传之学中的观文——察变模式。《周易•贲卦•象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本节论述中,自然、社会现象及其支配规律均以文为喻,故观文——察变就是通过现象观察以求证支配规律并借此指导主体的文化活动。古人心目中,日月五星等天文现象有形象可测,山川大地等地理现象有形势可观,君臣家国等人文现象有形迹可察,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形文观念的基础。从主体角度来看,以上现象目得之为形文,耳得之则为声文,心得之则为人情物理之文,其实质都是借助感官感知事物表象,借助心灵求证事物本质,与后世经验观察方法和分析方法并无大异。
《情采》又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④其中经纬的本义是纺织活动中的经线和纬线,这里喻指情理和文辞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刘勰认为,文体创造以人情、物理的感受、认知为本体,以文辞、文采的运用、发挥为末用,因而历史上的文体创造有“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的区别,这在主体人格上的表现就是彬彬君子之风之于巧言令色之徒。尚需说明的是,刘勰对文采并非持简单反对态度,相反倒是积极肯定有真实形色可观、有自然声韵可感、有深刻情理可思的情采,毋宁说,这正是古人将语言作品称之为文章的本质意义所在。在这里,文取文饰之义,章取显明之义,前者源于文身之文,后者源于音乐演奏结构,两者均与先民通过祭祀以求趋利避害的早期文化活动有关,后转用于喻指记录文化成果、经验的语言文字作品,是为篇中“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等语的基本意义所在,更为详尽的分析本文不便展开。

二、文体的篇章结构

篇章结构与章句结构相对而言,其中前者指文体的宏——中观结构并偏取思维结构之义,后者指文体的中——微观结构并偏取语言结构之义,两者结合则为完整的文体语言结构,传统文论称为篇章句字者是,亦可反向称之为字句章篇,其间差别在于着眼整体或着眼局部。《熔裁》赞云:“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驰于负担。”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刘勰的熔裁理论主要针对篇章,即宏——中观结构问题。其二,经验表明,篇与章在语言实体形式上不存在均衡、对称问题,但总体性的篇章之旨与相应的语言文辞之间需要讲究均衡、对称,这意味着刘勰的熔裁理论以广义名实学为理论进路。其三,具体文体的结构过程中,意不足而辞有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意有余而辞不足则较为少见,前者可称为文辞泛滥或文辞繁秽,因而权衡、斟酌、芟剪诸工夫十分重要,是为刘勰提出熔裁理论的文体实践依据。
《熔裁》云:“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⑥在这里,浮辞与预设中的实辞对称,指有名无实之辞或繁采寡情之辞,反之则为名实副称之辞。名实学观念中,一名之立,必有其实,所谓循实制名、循名责实者是,推论之则文旨、文辞之间是一种扩大的名实学关系,传统文论中又表达为文质关系或华实关系。象喻思维模式中,本体、纲领等为同义喻词,指作为主体思维表象的具体性文体情理结构,外化之则为文辞结构,调谐两者及其名实学关系则喻之为熔裁,诸如炼辞、炼意、构思、剪裁、刊改等均可包容于整体性的熔裁观念中。
《熔裁》又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⑦天文历法学中,调谐日运动周期与农耕节气之间的关系称步历,刘勰借此喻指文体结构过程中的基本步骤,称为三准,其中准有标准之义。其一,结构文体之始:确立情理结构、文辞结构,以名实相副原则为要;其二,结构文体之中:酌取情景表象、事理表象,以逻辑类比原则为要;其三,结构文体之终:点化心思意绪、人情物理,以言约意丰原则为要。这些分析虽以“论文叙笔”二十体为背景展开,但刘勰强调“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有机整体性文体构成观念可以通适于一切文学创作。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刘勰的许多精论要语值得借鉴,如戒“一意两出”、戒“同辞重句”、戒“委心逐辞”、戒“游心窜句”及崇“字去而意留”、崇“辞殊而意显”等,这些都是深谙创作甘苦并符合创作规律的经验之谈。

三、文体的声律结构

声律一称音律,音乐中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变化及其组合关系,汉语中指平上去入等四声变化及其组合关系,文论中指四声、押韵等在文体语音结构层面上的运用,如诗律、词律、曲律等。《声律》赞云:“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声律作用。所谓比音即组合声韵以造就声情,与之相应的则是结撰文辞以寓托辞情,前者诉诸听觉,故近,后者诉诸思维,故远,这意味着借助声情表达辞情会有化远为近的良好效果。其二,声律作用方式。汉语史表明,刘勰时代尚无成熟的声律理论,故篇中刘勰对声律的描写也总是借助音乐术语和譬况用语展开,可置而不论。但刘勰认为,文体创造要讲滋味流转,讲韵气和谐,要求主体之意、文中之情要通过唇吻调利的和谐语音结构来表达,反对拗口难听的吃文(犹言口吃)之患,这些思想至今仍不失积极意义。

重视声情是中国文学的固有本质和传统。文化史表明,中国文学源于诗乐舞高度结合的巫史卜祝之祭。在这里,祭文祝辞的讽诵之声、与之匹配的音乐演奏之声、与祭者的舞容构形及道具服色配饰等构成了一个声、音、形、色有机结合的综合性艺术系统,其中自然语声的艺术性运用起了关键作用并深刻影响于后世。例如《汉语大字典》引《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兴,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其中兴是兴象托喻,道是借古讽今,讽诵言语等则为乐语所附文辞的艺术性诵读与唱和方式,以声节之则是要突出其声情作用。其在后世的影响,就文学欣赏来说,它是会通辞情之道,就文学创作来说,它是吟诗作赋之道,若推而广之,它也是主体默诵之、情会之、理遇之并手书之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般性文学创作之道,《声律》之介于《熔裁》与《章句》之间正应由此解释。
从文体角度讲,创作中任何语音的安排都是一种意义的象征或隐喻,虽难于指实,但不可轻易否定,可以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围。直观而言,六朝时人论文讲气韵生动之美,刘勰则讲滋味韵气之美,前者主要诉诸视觉性形姿体态观赏,后者主要诉诸思辨性声情辞情品味。从单一性视觉运用到复合性感官与思维的联动,刘勰对艺文之美的把握较之时人更为丰富、系统,这为后来的滋味说、声气说等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综观全篇,刘勰对声律的营构注重同异、间离、粘联、圆环等关系性因素,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圆形结构中的差异性安排,或者说存在一种圆中寓变、变中求圆的艺术审美观念,其本质仍要追溯至中国文化关于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续续相生过程的独特认知,后来诗词格律的基本精神也并未超出这一范围。

四、文体的章句结构

章句概念源于汉代经学中的五经及其他文本分析。《说文》云:“章,乐竟为一章。”即章原为乐章,文论中借指中观语言结构。《说文》又云:“句,曲也。”又云:“钩,曲也。”段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即句钩同义,指章句分析中可钩取、点断的句读,以行文中语势、语气可略作间歇、停顿为准,但并不意味着语意完足、终结,文论中借指小于章而大于字的微观语言结构。黄侃云:“结连二字以上而成句,结连二句以上而成章。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⑨对一切既成语言文字作品,章句是行之有效的解构性分析工具,反向用之则为结构性分析工具,刘勰的理论用意正是后者。
《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⑩在这里,由篇而字意味着由宏观到微观,是为文体解析序,反向而行则为文体生成序,两者共有篇章句字等四个语用层次。如果说字不妄是原生性名实学要求,那么句尚清、章尚明、篇尚炳等则是名实学要求在各文体语用层次上的扩大性运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清新明丽。进而言之,刘勰对文体诸层次的分析直接来源于语言运用的拟时间累积特征,其中事实上存在一个四分同圆结构,它曲折地隐喻了四季成年这一既分殊又圆合的经验性自然时间本质,这在后来就凝定为起承转合的文体结构模式并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
《章句》又云:“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反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11)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篇是中微观章句以至于字词的有机复合,但宏观的篇只能是依存于主体思辨的逻辑具体,离开章句字词等语言实体前者将不复存在。故立足于篇来看,所谓前章后句之类势必存在一个结构位序问题,这在篇中就表达为启行之辞、中篇之意、绝笔之言等,即文体结构需要一个前部导引呈示、中部承续拓展、后部回托援应的逻辑划分,刘勰以拟鱼、拟花的方式说明了三者之间的生命有机体联系。与前述四分同圆结构有所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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