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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同时，赞美了一个叫陆小北的孩子的行为中所洋溢出来的“青春光彩”。 王松的《双驴记》和王瑞芸的《姑父》则是两篇具有深邃的历史感的写实作品。《双驴记》显示出一种自由的叙事风度与活跃的反讽激情。王松这篇小说的想象力是奇特的，结构是巧妙的，读着它你会联想到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会体验到一种引人入胜的悬念感和紧张感，会感受到小说艺术特有的吸引力。《姑父》叙述的则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不幸遭遇。一个纯真、英俊的青年，因为别人的缘故，被打成“反革命”，从上海送到遥远的东北，度过了从1950年到1973年的二十多年劳改生活。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故事，都是司空见惯的，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别致和新鲜。但是，作者的情感态度和叙事方式改变了一切。她起死回生地赋予了旧的题材内容以新鲜的意味。王瑞芸遵守小说的基本纪律，充分地尊重人物，耐心地展开叙事，细致地进行描写，精心地使用语言，显示出一种朴实而成熟的审美气质和艺术风貌。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叙写的是严重的人生毁灭和沉重的精神痛苦，但《姑父》的作者却始终保持着情感表达和审美表现上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而不是像某些“先锋”小说家那样，将人物的内心情感和外部动作，都推向乖戾而病态的极端。在作者笔下，无论姑父、姑妈、爸爸、表姐们，还是里弄居委会的马家姆妈，都显得真实、自然。他们的情感复杂，但并不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残缺，但并不令人厌恶。正是在这种平静、自然的叙事下面，我们感受到了更为巨大的悲剧力量，看到了更为真实的人生图景。
读着王瑞芸的《姑父》，让人油然联想到鲁迅的《祝福》。是的，无论精神气质，还是写作技巧，这两部小说都有许多近似之处。像《祝福》一样，《姑父》也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叙述；与姑父的三次见面被当作组织情节的结构策略；情节发展过程的交代被含藏到人物的对话中；白描手法被当作一种具有主宰意义的表现手法，被用来细致地刻画人物的眼神、表情和动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被某些“先锋”小说家和时髦批评家当作老古董，弃之如敝屣，《姑父》的作者却不仅知道它的好处，而且还懂得如何用它。
例如，作者先后两次以白描的方式，写到姑父吃东西的细节和神情。其中一次是在姑父“解放”后，由姑姑带到扬州“我家”的时候，面对爸爸特意买来的熏鸡：
姑父坐着不说话，对着一桌子菜肴，他脸上有一种近似庄严的表情，仿佛信徒对着神坛一般，眼睛由于聚焦显出了奇怪的光彩。……只见他用鹰隼般的速度，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见他把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小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姑父只顾大嚼，待他的视线终于和姑妈相遇时，他筷头上刚送到嘴边的一块鸭子就一滑掉到地上去了。他立刻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搁，弯下身体去找。这时爸爸妈妈眼睛都垂到饭碗里，极认真地大口吃饭，谁都不互相看。只有姑妈紫涨了脸，低下头去，对姑父说：‘不要捡了，随它去好了。’姑父不理，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弯了腰继续找。想是看到了，就把一只手臂伸到桌子下去够，身体全沉到桌子以下，只剩一颗头露在桌面上。因尽力伸直手臂的缘故，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横着竖着像画了格子，眼珠子也抄上去，露出大块吓人的眼白。
每一行字里，都浸透了血泪，读来令人心情沉重，不能释怀。这样的情景，除了用白描手法来表现，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别的更好方法可选择。
“官场小说”无疑也是当下的一种比较受青睐的叙事样式。但是，与那些满足于渲染人性的阴暗和权力的龌龊的小说不同，杨少恒的《林老板的枪》和魏微的《家道》显示出的则是另外一种积极的精神姿态：前者表现了智慧和理性对贪婪和庸俗的胜利，后者则从一个别致的角度，显示出在“权力”笼罩下的家庭生活中人物内心所体验的温情和感动，所遭受的撕裂和疼痛，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致在焉。陈启文的《逆着时光的井》也是一篇充满严峻的现实感的作品，以一种令人略带感伤和愤慨的语调，叙述了一个叫做麦秋的女人借助权力的威势开矿牟利，从而给和谐的乡村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以家庭伦理问题为主题的叙事，是小说叙事的经典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中篇小说奖”入围的作品中，至少有五篇作品涉及到了家庭伦理问题。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显得很有特色。这是一个主题复杂的文本，既有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导致的人格扭曲和情感病态的展示，也有对不同价值观背景下的种族冲突的揭示；既有对人性自私的冷峻解剖，也有对人间亲情的热烈颂赞。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较为成功地将复杂的事象和主题，和谐地统一到一个被巧妙安排的情节体系之中，从而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李铁是一个以擅写工业题材而著称的小说家，但是，他的《冰雪荔枝》却将叙事的焦点转向了家庭生活，着力揭示病态的家庭生活对一个纯洁的女孩造成的消极影响；发生在人物之间的爱与恨的纠缠，以及报复和伤害的转换，给人留下沉重而深刻的阅读记忆。叶弥的《小女人》则将笔触深入到两个女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两个生活失去依托的女人，内心充满隐秘的欲望，时时承受着由失望带来的焦灼和无助：“蝴蝶的翅膀是湿的，它努力着，不让翅膀垂下来”——作者将她们的心思写得细致入微。比较起来，项小米的《二的》就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叙事文本，作者在叙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耐心，也是非同寻常的。
三、结论
现在，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来回答文章的标题所包含的问题：
一、好小说是能把细节写得准确传神、能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的小说；
二、好小说是充满想象力和具有智慧风貌的小说；
三、好小说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底层关怀精神的小说；
四、好小说是致力于发现并揭示生活真相的小说；
五、好小说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寻找光明、给人安慰的小说；
六、好小说是富有“亲爱”的诗意、浪漫的情调和理想主义气质的小说；
七、好小说是那种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并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精神生活水平的小说。
这就是我通过分析“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及入围作品得出的结论。
四、余论
获得他人的认同和社会的肯定，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需要，因为，只有通过肯定性的社会评价，一个人才能充分地体验自我实现的价值感，才能更大地调动起继续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某种程度上讲，包括文学奖在内的所有奖项，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而设立的。
公正无疑是评奖的第一原则。丧失公正性的评奖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要让评奖绝对公正却是很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讲，很多时候，评奖是一个无奈的取舍，——由于数额的限制，必须在同样好的作品里选择最终获奖的作品；从主观方面看，评委的人格境界、趣味倾向和判断能力，都必然会影响到评奖的结果，就此而言，一切评奖都意味着“偏爱”甚至“偏见”，而所谓的“公正”，也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就连“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信誉度很高、影响很大的奖项，不也遗漏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鲁迅这样的大师吗？不也把奖授予赛珍珠、克劳德·西蒙、大江健三郎、库切和耶利内克这样的二流甚至三流作家吗？
对于文学评奖来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最大的失误就是奖励拙劣的作品而遗漏掉优秀的作品。然而，在一个复杂的文化语境里，文学评奖总是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总是会奖励一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作品和声闻过情、名不副实的作家。即使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大奖里，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根本不配获奖的作品，也会看到一些令人失望的评选结果，——这也许本来就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误奖率”越低越好。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评选结果虽然也差强人意，但似乎全都是暖色调的“抒情性”（Ｌｙｒｉｃａｌ）作品，而少见冷色调的“反讽性”（Ｉｒｏｎｉｃａｌ）作品；似乎大都是叙写当下生活场景的，而少见历史反思性质的作品；似乎全都是“大陆”的作家，而少见“海外华人身份”的作家和港台澳地区的作家。这样，本届的“中篇小说奖”，就多少给人一种结构单一的感觉，给人一种容纳度不够大、覆盖面不够广的印象。
今年“鲁奖”的其他奖项，似乎也有一些未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本来最能体现“鲁迅精神”的“杂文奖”竟然空缺。这实在令人费解。就我所知，当下的杂文写作一直是很活跃的，佳作也是很多的。如果说，“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花些心力，关注和发现那些有价值的杂文作品。在我看来，刊发在《随笔》杂志2007年第4期上的章明老先生的《秦始皇，中国的癌——秦陵漫忆及秦皇杂论》，就是一篇令人击节的绝妙好文！我改写了一首诗，以表达自己读罢此文的欣喜和感想：“劝君细审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独夫名高实秕糠。百代竞行秦政法，《十批》堪称好文章。熟读卡尔《资本论》，莫从盲瞽颂秦王。”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这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希望这类言之有物、铺陈有序的文章，能使下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奖”不再空缺。
现在，“鲁迅文学奖”越来影响越大。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把它看得太重，抬得太高，甚至赋予它文学以外的功能，就是一件堪忧的事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我们不应该把“鲁奖”搞成“登龙门”的阶梯。对于文学奖，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要知道，文学的价值在作品本身，因此，只要是真正的好作品，无须任何奖赏，也可传之久远的，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作品，比如孙犁的散文；要知道，文学是一种艰辛而孤独的事业，因此，只有那些踏实而虔诚地面对人生、面对文学的人，才能写出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文学评奖固然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搞成俗事。
“文学”永远比“获奖”重要。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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