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长篇不如中篇，虚构不如写实》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2004年度的长篇小说写作不如中篇小说写作水平高，小说创作不如报告文学影响大。事实上，描述2004－2006年度的小说创作态势，那前半句话，好像仍然用得着。虽然某些长篇小说因为作者的知名度和商业炒作的缘故，获得了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但是，无论从艺术技巧看，还是从内在深度考察，这些作品都是名不副实、令人失望的。但是，中篇小说的创作状况显然要好得多。
　　从入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22篇作品中（这些作品是从230多篇申报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我们似乎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中篇小说的创作态势依然是旺盛的、活跃的；写实主义仍然是中篇小说写作的主潮（除了《师兄的透镜》，其它21篇作品全是写实性质的）；“底层写作”数量多、影响大，引人关注（至少有10篇）；年轻作家占了较大的比例（出生于60年代以后的至少有12人）；题材和风格也较为丰富多样。
　　
　　一、关于获奖的作品
　　
　　根据《文艺报》（2007年10月25日）提供的消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最后获奖的作品是蒋韵的《心爱的树》、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葛水平的《喊山》、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晓航的《师兄的透镜》。这是一个不错的评选结果。尽管其中令人一见惊艳的“绝对经典”惜乎太少，但几乎每一篇都是令人愿意开卷再读的好作品！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好的小说家，善良，有同情心，绝不对人物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亲切，不拿架子，什么时候都把人物与读者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小说当作小说，当作必须写人、讲故事的一种文学样式，当作与读者沟通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便努力把故事讲得有趣、可信，把人物写得生动、可爱。”这次获奖的五篇小说的作者，无疑都懂得这些常识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们的小说才写得那样有人情味，有感染力。
　　蒋韵的《心爱的树》是一篇充满温情的作品。在这篇小说所讲述的并不复杂的故事里，有学生习方平对老师严重的背叛，有妻子梅巧对丈夫大先生的致命的伤害——老师的妻子梅巧跟着丈夫的学生习方平私奔了。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然而，更坏的事情是日本人来了。为了躲避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大先生带着凌香和其他几个孩子逃到了深山。他见到了大萍，感动于她的朴实而温存的爱，便又结婚了。长大成人的女儿凌香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陪都重庆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梅巧。本来，她见到母亲只是为了说出那句包含着怨怼的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但是，最终，她还是原谅了母亲，做了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大饥饿来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凌香不仅要照顾年老的父亲，而且，救济起了从南方回到故乡的母亲和那个被父亲宣判为“咱们全家人的仇敌”的习方平。母亲依然是父亲心头的痛。但是他却还是心疼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送救命的东西和奢侈的凤凰牌香烟给她。若干年后，年老的他们跨过了34年的岁月，终于在一个火车站见面了，此时他已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一切都成为过去，唯有真情还在。他们谈到了那个院子，还谈到了那颗大槐树：“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世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要登上去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去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在这里，作者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情感的净水中浸泡过的，洗涤过的。那语言的节奏是缓慢的，仿佛一首低缓的音乐，既哀伤，又温暖，给人一种宁静而安祥的感觉。这是我近年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的最感人的一幕。久违了，如此温暖、如此美好的感动！
　　按说，这里已经具备了可以让一个小说家大加渲染的娱乐性叙事元素：根据学生对老师的背叛，你大可以把人写得连动物都不如；根据妻子对丈夫的伤害，你可以写一个否定爱情的小说，可以像“消极写作者”那样宣布“爱情是一种病”。但是，蒋韵没有这样做。她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了一切；她在人物的内心深处，发现了最可宝贵的东西——仁慈、宽恕和爱。这篇小说为什么获得普遍好评？为什么最终获奖？原因就在这里。是的，文学的价值最终决定于它对“亲爱”的情感体验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决定于它在伦理精神的追求上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所处理的是颇有难度的叙事内容。警察和罪犯，还有什么比面对这些人物的时候，更使人倾向于做出简单的判断和随意的想象的呢？犯罪与惩罚，还有什么比面对这些主题的时候，更令人觉得复杂和棘手的呢？然而，田耳却写出了新意。警察老黄为人朴实、厚道，就仿佛我们在自己身边常常会遇到的好心人一样；“罪犯”们呢，写得稍微弱了一点，但是也还真实，——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我们本不该觉得陌生的世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写到了“刘副局长”这样的人物，写出了这些人物的嚣张和跋扈，从而以暗示的方式揭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严峻问题，显示了作者在开掘和表现生活上的智慧和勇气。
　　葛水平的《喊山》是一篇读来令人震惊的充满现实感的作品：一个被拐卖的女人被以极为野蛮的方式剥夺说话的自由达十年之久，整日生活在沉默和恐惧中，最后终获解脱和自由。它在艺术上显示出极为成熟的风格。巧妙的结构，鲜活的细节，克制的叙述，使这篇作品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有些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瘦的梁，却仍就是谷，瘦得骨骼突出，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瘦得光有个“陡”，没了个“肿”。从远处望去拖拽着大半个天，绕着几丝儿云，老骥伏枥的样子，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
　　就是这梁上的几户人家，平常说话面对不上面要喊，喊比走近了说话要快。一个在对面喊，一个在这边答。一大早就有人喊：“秀芝，对面北圪梁上的秀芝，问问发兴割了麦，是不是要混插豆？”
　　文字干净、利落，文气轻飏、俊爽，显示出一种优雅而朴实的语言风格。
　　对于迟子建的创作来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小说标志着她对自己的固有的写作风格和叙事模式的超越。在这里，我们无疑仍然可以看见那个熟悉的迟子建，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女性叙事者，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一个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的边界拓展得更广阔的迟子建。她的这篇小说里，有“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中年心境，有生死两在、幽明永隔的“人鬼情未了”。然而，迟子建没有停留在过度个人化的叙事语境里，而是极大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深入而真实地叙写了乌塘镇可怕的生存现实，从而使她的这部小说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象：下井的矿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就有了那些为钱而来的“嫁死的”。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蒋百嫂的遭遇：迫于无奈，她不得不把已死的丈夫藏在冰柜里。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中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部作品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要有勇气面对苦难，更在于它能为苦难的世界带来安慰，能给黑暗的生活创造光明。在“所有的夜晚”里，迟子建都不忘记弹响祝福的琴弦，都不忘记点燃心灵的烛光。她通过对那条执着地等待主人蒋百归来的狗的描写，来激活人对温情和忠诚的感受能力。她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对蝴蝶的描写，更是将一种诗意的、温暖的情感抒发，推向高潮：“我”将丈夫的装着剃须刀的盒子打开，一只蝴蝶飞了出来：“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飞了一圈，然后落在了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优雅的浪漫，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中不复见久矣的精神，赋予了迟子建的小说以感人的力量！丰富的诗意，正是这种在我们的文学叙事中严重匮乏的品质，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成为一首庄严的安魂曲！
　青年作家晓航走的是以理念为基源的智性写作的路子。这是一种智慧含量很高、在中国尚属稀缺品种的写作模式。理念化写作容易流入为文造情的歧路，陷入空洞、乏味的泥潭。然而，晓航却能凭借推理性的想象和虚拟性的情节，创造出一个有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他用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支撑起耐人玩味的主题，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充满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师兄的透镜》围绕一幅画的丢失与回归，将悬疑小说的紧张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让人在透不过气来的强烈体验中，思考真与假、诚与伪、信与疑等重大问题。机智的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反讽性的暗示则引人追索事象背后的深意。倘若作者能赋予“形而上的思索”以必要的明晰感，那么这篇作品会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
　　
　　二、关于入围的作品
　　
　　如果说，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的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永恒本质，那么，以客观性为基本特点的写实，则是小说的基本性质。就此而言，小说乃是一种最接近人的心灵和生活的本来状况的精神现象。而人们之所以喜欢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可以看见对生活的最生动、最真实的表现。
　　在丰富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底层叙事”无疑是当下影响最大的一种叙事模式。有人可能会对这种“苦难”叙事很不耐烦，也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却觉得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底层写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的一个观点是，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一位俄罗斯批评家说，表现“小人物”是俄罗斯文学的“纲领”。在我看来，同情底层人和不幸者，则是整个人类文学的精神纲领，因为，文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以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光明和温暖的精神，就是一种就是把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拯救当做自己的使命的精神。所以，无论我们的底层叙事存在多少不足和问题，它们都是值得赞许的。
　　在本届入围的作品中，底层写作占了极大的比例，这足以说明，面对艰难复杂的生活，我们的作家表现出了一种积极介入的精神态度。例如，刘庆邦的《卧底》、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荆永鸣的《大声呼吸》、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姚鄂梅的《穿铠甲的人》和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等作品，就以一种充满热情和勇气的现实主义精神，叙写了转型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所承受的压力，所感受到的内心紧张，从而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时代，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如果说，《卧底》以一种强化的方式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那么，《马嘶岭血案》则以一种酷烈的方式写出了人性的脆弱；如果说，《命案高悬》以执着的态度挖掘底层人良心的光耀，那么，《大声呼吸》则以不乏幽默的方式写出了飘泊者生活的暗淡；如果说，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充满女性特有的温情和体贴，细致委婉地写出了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并不顺遂的经历，那么，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则充满了叙事的动感和紧张感，把小说叙述的传奇性发挥到了极致，——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一个特殊的底层群落较为切近的观察和了解；如果说，姚鄂梅的小说叙述了一个叫杨青春的农民在贫困中仍然坚持热爱文学，仍然不愿扔掉对心灵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铠甲”，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诗意感的善良的人物形象，那么，张学东的小说则在表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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