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虞初新志》“文多时贤”、“事多近代”，并以“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本文探讨了狷介孤高之异士的怨世、闯荡江湖之豪客的避世和厕身市井之小民的玩世心态，并从主情、尚奇、崇侠的文化意蕴上做进一步探析。
张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刻书家，著述颇丰，有《心斋杂俎》、《花影词》、《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二十多种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虞初体”小说的开创是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之一。继明汤显祖选辑的《虞初志》之后，张潮在唐人轶事之外，广搜当代之人，当代之事，编成了富有现实性和新鲜感的《虞初新志》。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贤时俊对《虞初新志》小说体制的创新及其表现的小说观颇有研究，而对其表现的士人心态尚无深探。本文着意于此，并从文化意蕴上予以剖析。
一
《虞初新志》用志人笔法，描绘了一幅时代众生群像图，把清初士人形态，“摹仿毕肖”（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为上海书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时代的共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明末清初，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满族的统治，使汉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现出一种怨世的心态，在愤懑与压抑的环境里，一些士人以异端畸行行世，以弥补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诸如此类似疯似狂者，如《武风子传》中的武恬，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凡游艺杂技，过目不忘。以绘画名天下，擅长在滇箸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双箸，争购钱数百。“流贼”索取，武风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流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暗无一语。片言就将一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风子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颖异绝伦，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甲申，国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又如《鲁颠传》中鲁颠，独行吴越间，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着厚絮裙，污重染，从不更换，以示与世不同污。
小说中的士人们以“异端”自居，显露出了作者的一种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张潮《武风子传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怨世心态还表现为士人借作品隐露出一种反抗之志，旁见侧出，借故事中意象抒发感慨，如林璐《象记》，写崇祯时选用大象作禁卫，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贡象”之时，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数日后昂然来取其偶，守土者设大炮相威胁，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胁，象镇定自若，宁愿赴死，不肯入贡。作者于篇末议论云：“爱妻并爱吾身”，“而今见之于一象”。隐喻眷恋故国、不愿仕清的明之遗民，其义自明。林璐，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明末诸生。朝廷选用大象作禁卫，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构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气节。而变节者更为士人抨击的对象，徐芳《义犬记》写一犬奋不顾身，为主人伸冤报仇，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议论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则应猝而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兽，自然可以说明当时世情之浇薄，而“遇变则渝”，“应猝则乱”，表现了作者徐芳对那些甘心作满族新贵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讽刺。
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清兵入关之后，进军江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造成广大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周亮工《书戚三郎事》中的戚三郎身被十三创，还被砍了头的悲惨景象，就充分暴露了满清统治者的残暴。世衰道微，政治黑暗，士人深表不满，并有深刻的批判。慑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一些士人淡于进取，但不失豪情，却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大铁锥传》中的大铁锥，因手持大铁锥而得名。他力大无穷，识见高远，却所遇不偶。诸响马拥他作领袖，遭他拒绝。投奔宋将军门下，又“皆不足用”，毅然离去，流落江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三称“吾去矣”，语气中透示出意气雄健、磊落坦荡的豪侠英风。又如《汪十四传》中的汪十四，“有燕赵之风”，往来西蜀山中，保护客商行旅，行文曲折跌宕，雄风慷慨，意象豪壮。即使写其思退之语，“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仍不失壮士本色，气象宏大，没有丝毫文人式的感叹伤悲，言语风格和人物性格相合无间。
《虞初新志》中不乏女侠，如《名捕传》中的名捕妇。名捕夫妇遇贼劫供银，夫患病在身，妇“更束马肚，结缚裙鞴”，攘臂“绝尘而去，顺风呼贼”，贼发五箭，妇以弹拨箭，箭急落地，急发一弹杀人，又挥斥斫杀一人，贼惊惶失措，“置银，舁尸而逃”。诸捕“舁银而还”，妇“犹旖旎寻常”。片言只语，描绘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勾勒出了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侠女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李一足传》中既孝亦侠的李一足，《髯焦传》中见义必为，矢志不屈的髯焦，《剑侠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二剑侠，《王义士传》中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的王义士，《髯参军传》中人称真奇杰非常之士的髯参军等等。
即使挡路抢劫的强盗，也盗亦有道，《雷州盗记》写雷州太守金陵某人，赴任途中被强盗所杀，盗即假冒其名而就其职，“甚廉干，有治状”，后被太守之子知其情，盗即被械杀。盗假冒太守之后，为官清廉，受人民欢迎，反映了当时官吏的腐败无能。正如时人所说：“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次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徐芳《雷州盗记》）
现实中的无奈使士人只能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通过侠士精神来慰藉自己的心灵。避世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士人渴望太平之世的愿望。
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明清之际的文人因处在政治风云剧变、天崩地坼的鼎革时期，历尽世变沧桑，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常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迷惘与感伤情绪。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在当时文禁森严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士人采取了回避重大的、敏感的政治题材的策略，转而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入世俗生活。其中以“名士风流”标榜的市井小民，他们关注自我，专注自身，追寻玩世的乐趣，如《一瓢子传》中的一瓢道人，性嗜酒，善画龙，敝衣逢跣，担筇竹枚，游鄂渚间，行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诟以为乐。《狗皮道士传》中的狗皮道士，冠道冠，蹑赤鸟，披狗皮，作犬吠声，酷相类。张献忠入寇，作犬吠声，侮弄张献忠如襁褓小儿。所谓：“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张潮《狗皮道士传跋》）又如《卖花老人传》中的卖花老人，“以种草花为业，家尝有五色瓜”，“朝晨担花向红桥坐卖，遇文人墨客，赠花换诗而归，或遇俗子购之，必数倍其价，得钱沽酒痛饮。市人笑为花颠。”
还有专攻自己的技艺，并以此为乐者，如《汤琵琶传》中的汤应曾，有极高的琵琶演奏技艺，人称汤琵琶。“著名大梁间，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柳敬亭传》中的柳敬亭，善谈论，“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他们的行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表现出了一种“狂诞”性格，有魏晋士人之风。
同时，《虞初新志》或为实录，或作虚构，记述了明亡后一些士人入道学仙的生活，表现了他们“清净无为”的处世态度。如陈鼎的《彭望祖传》，主要讲彭望祖得丹书三卷，熟读之后则成飞仙。明亡后弃举子业，往游江南，山川险阻，第相去数千里，望祖乘龙而去，半夜而返回。作者很向往那种生活，曰“神仙固多幻术也，往往以幻术游戏人生”。常感叹无缘与其相遇。又如《活死人传》写活死人爱本素封，“明亡，散家财，弃妻子”，入山学仙，十年道成；后活埋土穴，三年而死。也表现了作者对“清静无为”思想的认同。
《看花述异记》写作者睡梦中走进了一个鲜花烂漫、云霞缥缈的环境之中，会见了一个个古代的仙人、才子、美人，歌颂、赞美了她们美丽的容貌，优美的心灵和奇才异能。作者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与环境的故事，安排在同一个虚幻的境界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刻画她们形象，表现她们心灵。作者与她们同脉搏、共享乐，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爱才、爱美之心，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也为自己心灵创造了一方净土。诸如此类的作品在《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展现了士人们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欲望。
正如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所言：“其文多时贤”，所收作品有姓名作者约八十人，“佚名”作者五人，大多为清初人氏，部分出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出生仿佛；“其事多近代”，其中记述明末事者约三分之一，记述清初事者约三分之二，有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人情事理；以“事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士人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当时政府不满之情。因而，具有深入研究价值。
二
《虞初新志》能成功地表现当时士人心态并非偶然，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初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其文化心态入手去探索诠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就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
直抒胸臆，放性任情，张扬个人情感是其文化底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和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特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忧患意识浸染后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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