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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
言情，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大追求，从哲学到政治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这一时期的文人论述及文学创作也都以情为出发点，主张文学的命脉是情，文学的任务是抒情。万历名士吴从先说：“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小窗艳记序》）。汤显祖则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注：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0页。）此时的人们，情感至上。在尊情思潮影响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学园地里盛开出一朵朵闪耀真情的奇葩，诗文、小说的创作都以情感为纲。被张潮称为“一部悟书的《西游记》，一部怒书的《水浒传》，一部哀书的《金瓶梅》”，（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以描写人物的情感见长，蕴含着作者的大悲大愤、大彻大悟的感情体验。这些作品不求藏之名山，经世致用，只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乐哀怒之情，所以也不刻意追求内容的伦理与为文的哲理性，而是放性任情，恣意行文，直抒胸臆。
主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潮，曾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一世界。”（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虞初新志》以文采风流为宗旨，特别关注爱情、豪侠、畸人、隐逸，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对的自由，少一些拘束，多一些洒脱，作品中浸染着他的主情思想。首先，男女爱情是其要表现的性情之一。“红颜薄命，千古伤心”的小青，“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张潮《小青传跋》），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虞初新志》中的佳人与名士之间的关系，多涉及男女风情，给人以风流倜傥之感。比如柳如是与钱谦益：“柳既归守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徐芳《柳夫人小传》）其中的名士痴于情，深于情。董小宛殁后，“辟疆哭之曰：‘事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阁笔也。”（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张灵因思念天各一方的崔莹，呕血不止，三日后去世（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太恨生因情痴而得心疾（徐瑶《太恨生传》）。足见士人们对感情的忠贞和痴情。
其次，诸作者喜以名士自居，流连声色，欣赏畸人，豪纵倜傥，不为时俗所牵。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畸人兴趣极浓，如对《鲁颠传》中的鲁颠，突出了其异端畸行。他“悬足架上，垂首卧”，世人以为怪异，而在作者眼中却是超凡脱俗的奇人。《刘酒传》中刘酒之嗜酒，“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凸显其嗜酒之性。张潮的这种适世娱世之情还表现在对艺人及其技艺的大力张扬上，如柳敬亭的“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汤琵琶所弹琵琶，“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由此可见，《虞初新志》所道“甘食悦色人情”，所谈“嗜好之性，皆出自然”，表达了张潮“聊抒兴趣，既自怡悦”（张潮《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跋》）之情。
性好幽奇，搜神记异，喜人谈鬼，以抒发内心积郁和苦闷是其文化底蕴之一。好奇尚异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美学特点。仅从《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异苑》（刘敬叔）、《玄怪录》（牛僧孺）和《传奇》（裴櫆）等书名中，可以窥见这种艺术风尚的由来已久，实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种尚奇的艺术观。
清王朝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加强了对文人言论自由的控制，于是一些作家乃通过搜神谈鬼以抒发内心的积郁和苦闷。宋起凤于“隆替变革之故，稔熟见闻”，乃撰作《稗说》，“聊以排除客游穷愁之感”。（注：宋起凤《稗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当时迷信鬼神的风气盛行，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鬼狐神怪故事。与时代的文学风气桴鼓相应，文人喜搜神记异，任诞矜奇。如蒲松龄说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注：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东轩主人说他“闲居多暇”，“辄求异闻，以资嗢噱”（注：东轩主人《述异记自序》，《述异记》，《说铃后集》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钮琇“喜谈神怪，以征其诡”（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1319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张潮亦是“尚奇”者，在《虞初新志凡例》中曰：“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罕逢秘本，不惮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他认为“离奇诡异”之文，方能“引人着胜”。曾曰：
……况天壤间浩气卷舒，鼓荡激薄，变态万状。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无；古之所无，忽为今之所有，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
借“才子、佳人、英雄、神仙”等“幽奇”题材写“感愤”，这是张潮的重“奇”思想的表现。《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是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如《奇女子传》写某女子被兵卒王某掳去他乡为妾，该女子后待王某从军远行时，设计逃归故里，奇计奇行，却合情合理，故深得张潮赞许而称之为“妙”。凡此可见，张潮面对着令人失望，无法立足的社会现实，借助“一切荒诞奇僻”之事，“纵横俯仰，开拓心胸”，表达了他对人生真谛的睿智深刻思考，对实现理想精神的热切希冀，对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其中所孕含的丰富文化意蕴，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深思体味。
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气，补偿文人之心理，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时代现象是：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流贼徒蜀败奔”；“张献中屠戮楚中，麻城人为贼所杀，魂走川中”，动荡不安；人们的心态是对金钱趋之若鹜，对道德弃若敝屣的末世心态。士人无力挽救这个“猫鼠同眠”的时代，对统治者也没多少奢望，只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正如张潮所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有剑须挂烈士鞴，不平肯为人间留。”（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侠”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李诚、勾承益译注《〈韩非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644页。）敢以高超的武艺触犯国家的禁令，其行为不受王法的约束，谓之侠。“侠”的出现与“儒生”相对，以武勇雄豪为特征，有英雄之气，可补儒生之不足。豪侠，这一类人多出身于下层贫民，家无恒产，性爱行侠，日常行事多有义举，成为处于困境中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文化中，侠士受到历代文人乃至大众的褒扬，特别是到了“纲纪废弛”的封建末世，侠士的活动舞台更广阔了，重要性也增加了，时代在迫切呼唤侠士出来主持公道。正如柳亚子诗所云：“乱世天教重侠游”。（注：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有鉴于此，张潮适应时代的呼唤，满足大众心理，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批侠士典型。《虞初新志》中除了“有燕赵之风”的汪十四之外，其中的艺人、佳人、小民、异士都具有豪侠之气，如著名艺人柳敬亭“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不以“奇技淫巧以悦贼”的武风子；“尚侠轻财，急人困”的高昽；就连其中的妓女也充满着侠气，如江南名妓李香，侠而慧，知书达理，不阿权贵，感情专一，对东林党深恶痛绝，对民族事业却是一番豪情。侠士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能迅速扫清社会恶势力的一个有力依靠，想凭借他们涤荡社会之阴霾，冲洗儒生之酸腐，强壮民族之精神，一吐积郁在文人大众心头的抑郁不平之气。
从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来说，儒生之书与侠士之剑能互补统一，方为佳境。张潮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此，从气质禀赋来看，他身上不乏豪气爽朗的风采。如其《四怀诗》所吟：“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潮所尚“侠”的实际内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市民文化气息，在他心目中“侠”成为一个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基本市民道德理念的载体，具有普遍性与平民化的鲜明特点。《虞初新志》中豪侠、隐逸，畛域不甚分明：或由侠而隐，或亦隐亦侠。隐居是性情激烈的一种表示，为世俗所激，不愿同流合污，这就通于侠了，如花隐道人，“慕朱家、郭解为人，尚侠轻财，急人困”。这既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种豪侠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又是由“纲纪废弛”的污浊尘世到不受王法束缚的世外桃源的过渡桥梁。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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