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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声妓繁盛既是社会风气奢靡的征象,又因其推波助澜而使后者往而不返。极富意味的是,明代选拔官吏的场所南都贡院与声妓之渊薮秦淮旧院仅有一河之隔。于是,“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当时声妓之盛和士人留恋声色、纵情诗酒的状况可以想见。
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南中党社胜流与旧院名媛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甚至逾越了男女之间的社会界限和性别界限,如柳如是之与汪汝谦,顾媚之与陈梁*。即以顾媚而言,与她相交往的明末党社中人就有张明弼(字公亮)、吕兆龙(字霖生)、陈梁(字则梁)、刘履丁(字渔仲)、冒襄(字辟疆)、吴绮(字园次)、邓汉仪(字孝威)、张岱(字宗子)、吴伟业(字骏公)、方以智(字密之)、阎尔梅(字古古)、余怀(字淡心)等。尽管这种关系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与名妓之间,但后者放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以被男性群体接纳为荣,却可以视为晚明女性意识萌蘖之一端,也显示出晚明社会风气的独特开放性。陈寅恪曾分析其中原因云:“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王姿明慧,虚心向学所然,然亦因其废闺房之闲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南中名姝的乐籍身份迥异于闭处闺房的普通女性,使之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法的羁缚,得以自由地与社会名流相往还。她们兼善才艺,雅有情趣,又识大体,知善恶,故名士也往往将其当做精神寄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相互推引,相互依存的关系带有几分超越时代的人文色彩,他们之间相敬相慕的感情也有类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除了龚鼎孳和顾媚,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等,也都是如此。张潮《虞初新志》卷五载徐芳《柳夫人小传》:“(钱柳)相得甚欢,题花咏月,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就,风追电蹑,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遣鬟报赐。……于时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焉。”又卷三载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冒、董)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研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这样,就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所指出的:“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以及恩格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表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名妓的爱情婚姻状况当然不能完全用来衡量当时妇女解放的程度,但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龚鼎孳在《白门柳》中所表现的和顾媚之间的感情,也可视为这一参照系中的一个参数。 三、《白门柳》的传奇特质
余怀《板桥杂记》言及龚顾情史时说:“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今查公私书目,龚并无传奇题为《白门柳》者,可知所谓“传奇”,即指词集《白门柳》。但是,余怀为何将这一词集称为“传奇”?
“传奇”一语原是对唐人文言小说的称呼,其后相沿,宋元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以及明代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都可以称为传奇,可见它兼有内容和形式两种功能。从内容上说,它必须奇异,即不同一般;从形式上说,它必须叙事,即要求长篇。南中胜流与旧院名妓之间的交往,以至谈婚论嫁,两情相契,当然都是传奇的好素材,正如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都谏娶娼”条所云:“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娶柳如是,并落籍章台,礼同正嫡。先进家范,未之或闻。”*而这种奇事,往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非大篇无以敷演。龚鼎孳将自己与顾媚从相识相知到同甘共苦的过程都表现在《白门柳》中,已如前述,至于体式,由于词的篇幅短小,将若干篇联缀起来,形成联章,加以编排,体现出一定的叙事过程,也就具有了大篇的性质。
文学史一般认为,词是一种抒情艺术,其审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抒写人们心中的隐约幽微之情。但现代词学家吴世昌先生却敏锐地抉出词写故事的功能。早在1936年,他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就指出:“小令初起时也是有故事骨干的,《花间集》中短调如[浣溪沙],有不少都包含完全的故事结构,北宋短调如清真[少年游]、[长相思],小山的[清平乐]、[诉衷情],也都有故事结构。”又于同年评周邦彦[瑞龙吟]云:“近代短篇小说的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义例。清真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第一段叙目前景况,次段追叙过去,三段再回到本题。杂叙情景故事,又能整篇浑成,毫无堆砌痕迹。又,后人填长调,往往但写情景,而无故事结构贯穿其间,不失之堆砌,即流为空洞。《花间》小令多具故事,后世擅长调者,柳、周皆有故事,故语语真切实在。”*按照吴先生的这一思路,单篇词能够写“故事”,联章词当然更能。而且,联章词中所写的故事互相关联,最适合表现故事的全过程,因而就往往具有“传奇”的特色。
以词为传奇的观念到了明清之际更为突出,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可以作为参照。王士祯《花草蒙拾》评论道:“娄东驱使南北史,澜翻泉涌,妥贴流丽,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独绝。”*所谓“歌行”,指吴伟业以七言长篇写时事的“梅村体”。在词的方面,吴伟业曾被清人称为“本朝词家之领袖”*,或有过誉,但其词确有创造性,诗词相通即其体现之一。如十三首[满江红],以史事、时事入词,正可称为词中的“梅村体”。如[满江红](《蒜山怀古》):“沽酒南徐,听夜雨、江声千尺。记当年、阿童东下,佛深入。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笑风流北府好谭兵,参军客。 人事改,寒云白。旧垒废,神鸦集。尽沙沉浪洗,断戈残戟。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任黄芦苦竹打荒潮,渔樵笛。”此词名为怀古,实咏杨文骢抗清事。据《明史·杨文骢传》:“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以史衡词,若合符契。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伟业以歌行体入词,也是一种传奇式的写法,唐人传奇的产生正和长庆体的产生大体同时,彼此互有影响。如果说从长庆体发展而来的梅村体影响了词,使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传奇的特·181·《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张德瀛:《词征》卷六,民国三十年刻楼丛书本。王士祯:《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
吴世昌:《词学论丛》,《罗音室学术论著》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00、890—891页。谈迁:《枣林杂俎》,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251页。
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对梅村体并不陌生,集中不乏仿作。著名的有《金阊行为辟疆赋》,写名士佳人的乱世遭遇,寄寓家国之悲,流离之感,风格神似吴伟业《圆圆曲》诸作,可见当时文人之间创作的关系。吴伟业能够以歌行之法入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创造,流风所及,对同时诸人不可能全无影响。龚鼎孳接过来加以发展,可谓后出转精。因此,余怀将《白门柳》称为传奇,也不是没有缘故的。
当然,《白门柳》之被称为传奇,和它的内容仍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明清之际,士女遇合与家国之思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时胜流从不同方面表现这一内容,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诗歌已如上述,散文如冒襄《影梅庵忆语》、侯方域《李姬传》等,分别记述作者和董小宛、李香君的情事,也都可称之为传奇,在这种背景中,龚鼎孳将自己的词作编纂成集,也含有珍视这一段感情的意思。事实上,龚鼎孳对传奇体情有独钟,他曾仿传奇体作《圣后艰贞记》,记述明熹宗张皇后的遭际,其书虽然今已不存,但可由此见出他的创作意向,而《白门柳》正可视为这一思路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词中所记录的情感如初遇之热恋,相思之苦痛,亡国失路之憔悴,相濡以沫之深情,跌宕起伏,哀感顽艳,正是易代乱离中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明代传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情的重视,如《牡丹亭题词》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白门柳》的传奇性在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得非常明确。
这里,我们想把龚鼎孳的《白门柳》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略作比较。《影梅庵忆语》写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情真意挚,深沉婉转,是晚明散文小品的代表作之一。从二人交往的过程看,由相识进而相知相伴,也经历了一段坎坷。如冒襄牵于家事科场,与董小宛几经离合:“姬曰:‘我装已戒,随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惟坚以身从。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逼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一切。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籍,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碍。姬仍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果终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促不臧,反偾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闱,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妪,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柁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七日乃榜发,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诣。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决别。仍令姬归吴门,以厌责逋者之意,而后事可为也。”*这段记载让我们认识到,冒、董终能好合,其间有着不少的曲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段话从字面上看,冒、董之关系是董主动,冒被动;董热烈,冒矜持。但我们认为,这毋宁说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尽管冒襄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言行有放荡不羁之处,礼法的观念仍然为其内心所谨守。所以,他的记载明白不过地是想让读者认识他本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动机。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在《白门柳》的题词中也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相标榜,考其动机,或者因乐府《白门柳》太过香艳,因而提醒读者注意二者的差别。就这一点而言,龚、冒二人或有不同,但相同的创作取向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致性。所以,如果说冒的《影梅庵忆语》是明清之际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的话,龚的《白门柳》当然也是。
四、《白门柳》与明清之际词体的演进
以陈子龙等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初高举变革的旗帜,倡言“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推崇晚唐五代、尤其是《花间》词风,以幽远深微之美,初步扫除了明代以来的浅俗之习,为清词的发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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