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 曹植； 《白马篇》； 游侠； 游侠诗； 导向

　　游侠自古有之，但各家各派对他们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主张集权的《韩非子》称其为“五蠹”之一，而《史记》立场与之相反，专设《游侠列传》，对他们予以称扬。二者的差异主要着眼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权力的适度分散、皇权与正义是否统一、奴化与多样化上。《韩非子》主张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是判定是非的标准，天下人思想都是皇帝意志的延伸，这种绝对军事化的管理在战乱年代有其特殊意义；《史记》则认为权力应当适度分散，君臣各守其道则可，而且认为皇帝是人而不是神，有其优点和缺点，他的言行不能作为普适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同时还反对奴化（如称扬“将相不辱”的士大夫人格）。游侠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杀由己的作风张扬了个性，另立了与皇权背离的是非标准，侵犯了皇帝的生死决定权，所以得到了《韩非子》和《史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过这两种力量并非对等的，皇权的力量远远大于游侠，而且日益得到加强。又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使皇权在思想领域里确立了统治权威，从而使游侠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最终面临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的两难选择。从历史发展结果来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游侠对皇权有所反抗，但最终还是被皇权所同化。
　　在游侠被同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诗歌题材出现，时间较早且又有重大影响者，当属曹植的《白马篇》（《太平御览》作《游侠篇》）。
　　
　　一、曹植创作《白马篇》的年代
　　
　　早期的文学史并没有对《白马篇》的创作年代作出判定。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该篇属于“环譬托讽”①（P.123），未及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未涉及该诗创作时间。早期的注本如黄节的《曹子建诗注》亦未就其创作时间做出判断。更早的注本如丁晏的《曹集铨评》所附编年亦无此诗的明确创作年代。
　　几乎所有现行的文学史都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吐露自己志趣与抱负的作品，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赞同这一观点；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此看法相近，认为《白马篇》属于曹植前期的诗歌，歌唱他的理想与抱负；徐公持先生编写的《魏晋文学史》则认为《白马篇》在曹植前期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在有关曹植研究的专著和评选中，学者们也大都持这一观点。孙明君先生认为“（曹）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②（P.184）；费振刚先生认为《白马篇》是曹丕称帝以前“表现一种雄心壮志，情调乐观旷达，慷慨不群”诗风的杰出代表③（P.105）；陈庆元先生认为“这首诗为曹植前期的作品”④（P.110）；崔积宝先生亦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重要的代表作品”⑤（P.217）。
　　但是，在所有的年谱中，《白马篇》都付之阙如。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的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和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均未对《白马篇》进行编年；台湾学者邓永康先生编撰的《魏曹子建先生植年谱》也无《白马篇》的创作时间；王巍先生在《建安文学概论》中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但在其《三曹评传》及其所附年表中，亦未对此篇创作年代作明确说明。
　　《白马篇》创作于曹植早期的看法大约形成于五、六十年代，尽管意见非常统一，但均没有提供证明这个观点的有力理由。因此，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研究者基本上是从诗歌所表达的昂扬奋发精神出发，认为是曹植青年时代所作。
　　对这种看法持否定意见的只有赵幼文先生一人，他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提供了证据。他认为：“曹叡时代，鲜卑强盛。部帅轲比仑（按：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为“轲比能”）与蜀汉联结，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而匈奴部族散居在长城之内，也予魏国安全以威胁，从郭钦、江统的言论得到证实。曹植鉴于当前客观形势于国家安危具有不利，因而叙述幽并游侠少年忠勇卫国、捐躯糜身的形象，藉以抒写自己为国展力的宿愿。”⑥（P.413）基于此，赵先生把《白马篇》置于《与司马仲达书》和《乞田表》之间，大约太和三年（229）左右。但是，限于体例，赵先生的看法似未及展开，在《曹植集校注》所附年表中，同样未对此诗进行明确编年。
　　笔者以为，赵先生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通过对曹植所处时代的民族关系的细致考察，我们认为赵先生主张的后期创作说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但时间范围似应该宽一点，大约在太和三到六年（229—232）之间。
　　从当时的民族关系看，《白马篇》中的匈奴与鲜卑，明确地指曹魏统治下的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并非泛指。这两个民族与曹魏政权的统领关系虽然疏远，但他们的稳定对曹魏政权的战略意义却非常重大。由于他们“天性骁勇，弓马便利”⑦（P.1534），有很强的战斗力，又地处边陲，一旦叛乱，征讨困难。加之曹魏的主要对手是蜀与吴，为了使匈奴与鲜卑不与蜀吴南北呼应，曹魏政权对他们的政策是以笼络为主，万不得已时才与他们开战。而匈奴和鲜卑则随其力量的强弱变化而时服时叛。所以，由于蜀吴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曹魏政权是被动的，鲜卑和匈奴是主动的。如果匈奴和鲜卑不是同时采取敌对行为，曹植不可能呐喊着要“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主动挑起事端。
　　据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考证，曹植于建安十二年（207）随曹操北征乌丸，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此时他十六岁。在这之前，匈奴于初平四年（193）和建安五年（200）发动了两次叛乱，分别被曹操和钟繇镇压，自此之后，匈奴基本臣服。建安十一年高斡被曹操击败，“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⑧（P.17），这是匈奴不敢与曹魏政权为敌。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单于呼厨泉朝见后即留于曹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是向曹魏政权表示的最大忠心。曹魏政权亦极力笼络匈奴，曹丕称帝时，“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在管理方面，曹魏政府于太原地区置护匈奴中郎将进行直接管辖，陈寿用一个“宠”字，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曹魏政权对匈奴的态度。由于力量不足，加之获得了政府的优待，匈奴在曹丕统治期间亦无叛乱行为。但在魏明帝太和四、五（230-231）年间，匈奴开始叛乱，一度驱逐或杀害了护匈奴中郎将。为了平息叛乱，曹魏政权于此年“复置护匈奴中郎将”，并且在第二年（232）派兵征讨。也就是这一年，曹植去世（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相对而言，这段时间内鲜卑更为活跃。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丸时，鲜卑在阎柔的带领下“献名马以奉军”。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彰镇压代郡乌丸反抗时，鲜卑大人轲比能相助乌丸，但持观望态度，后见曹彰所向无敌，才请服。两年后曹丕继位，即命牵招为使持节护鲜卑校尉、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利用鲜卑部族的内部矛盾，展开了对轲比能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夷虏大小，莫不归心，诸叛亡虽亲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魏明帝太和三年（228），田豫出塞征讨，被鲜卑轲比能部困于马邑，在阎志的调解下鲜卑撤围，后来牵招出兵支援，大败轲比能。接着幽州刺史王雄兼任护鲜卑校尉，抚以恩信，轲比能暂时屈服，“数款塞，诣州奉贡献”。但到青龙元年（233），轲比能又联合步度根叛乱，直到青龙三年（235）王雄派人刺杀轲比能才告一段落。这次叛乱发生距曹植逝世仅几个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从以上可以看出，匈奴和鲜卑同时叛乱的时间大致是太和四年（230）到太和六年（232），所以，曹植《白马篇》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此期间，更可能在战争初期，即太和四年（230）左右。
　　由于创作时间在后期，所以这首诗表达的意蕴就显得相当丰富。因为诗中诗人以游侠自许，而游侠的生存状况在曹操和曹丕曹叡统治时期有天壤之别。在曹操统治的时代，游侠是颇受重视的。甚至曹操本人少年就任侠（《世说新语·假谲》），他所任用的将领中，多数有任侠的行为，这当与群雄逐鹿的情势相关，游侠此时发挥的是建设性的作用。而在曹丕统治时代，皇权在中原地区已经确立，游侠由于其自身特点，成了危害皇权的破坏力量，所以受到曹丕的严厉打击。他曾经就游侠问题专门下诏书：“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⑧（P.30）这里“私复仇者”即指游侠，这也是对游侠的政治定性。这样，曹丕在是非决定权、生杀权上同游侠展开了争夺，这是专制统治者的本性所决定的。
　　同游侠一样，曹植在曹丕统治时代属于被打击对象。曹丕继位伊始，就诛杀曹植党羽丁仪丁翼，并遣植就封国，第二年即授意监国谒者灌均罗织罪名，欲杀曹植，由于太后哭求，曹植方得免死，贬安乡侯，后又改封鄄城侯。黄初四年曹植朝见时又处处受刁难，幸亏太后相救，才免于一死。曹叡继位后，曹植的生存环境颇有改善，但仍被严加防范。曹叡不允许他参与任何政治，连单独谈论时政的机会都不给，《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最终曹植绝望而逝。
　　曹丕继位以后，曹植生活就以悔罪为主，朝见曹丕时“科头负鈇锧，徒跣诣阙下”⑨，以后也战战兢兢的。因此，创作于后期的《白马篇》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向曹叡表明改过自新的意图。诗中的游侠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游侠形象迥异，从以往的任性而为、私自复仇变为为国捐躯、临难不苟的英雄志士，向曹叡传达的言外之意是自己决心改掉过去任情放纵、为个人利益争斗的劣迹（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全心全意为曹叡冲锋陷阵，视死如归。
　　曹植悔改的意图得到了曹叡的认可，所以死后被谥为“思”⑩，但没有得到效命的机会，却产生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由于这首诗的艺术水准极高，后人着力模仿，在诗歌创作上形成了游侠诗系列。而且，《白马篇》表现的游侠精神，对后来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游侠理想的重塑，一是对游侠审美理想的重塑。
　　
　　二、对游侠理想的重新界定
　　
　　游侠主要是作为专制权威的对立面出现的。汪涌豪、陈广宏二先生认为，游侠的理想主要表现为绝弃庸常的情怀。具体表现为：一，为求公正平不平；二，任性纵情的疏放；三，绝弃男女之情（笔者按：这一点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11]（P.126-178）这就意味着挑战专制统治的权威，所以主张中央集权者无不视之如仇雠。韩非子在理论上把游侠列为五蠹之一。汉代统治者更看不得他们分享最高权力，[12]对游侠采取诛杀政策。汉武帝将郭解灭族，宣帝任严延年为涿郡太守，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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