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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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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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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两高，又为颖川太守，诛杀原、褚首要人物，东海太守尹翁归，处死当地大侠许仲孙，成帝朝坚持打击政策，元帝朝更变本加厉，原是游侠的人做官也要受到处分（《汉书·杨胡朱梅云传》）。[13]（P.742）
而且，除了冒犯统治者权威招致打击外，游侠由于自身的特点，使游侠理想受三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出路问题，二是游的问题，三是生活方式问题。
关于游侠的出路问题，汪涌豪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行侠就其本义而言，在于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行为，获得社会认同和道德荣誉，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付出的行为，而非世俗间以得利或生利为目的的获得行为。没有哪一类人可以赖此为生，或非得行此才能生存，自然也就没有哪一类人可以专擅其美。”[14]（P.32-33）这就表明，侠只具有利他性，具有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个人所能获得的主要是道德领域内的认同与赞许。它不属于一种经营方式，不会在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给自己带来继续进行此活动的后续资本，当然也就不能给侠自己带来经济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说，它属于一种道德维护，这自然是一种侠的理想境界。这也决定了要做一个真正的侠必须有其他合理的谋生手段。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游侠缺乏正当的谋生手段和谋生技能。
既然是游侠，那么流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流浪性形成了游侠“不治产业”的基本特点，如冯素弗“惟交结时豪为务，不以生业经怀”（《晋书·冯素弗传》）。生活方式上，游侠则显得相当狂放，他们仗义疏财，济人穷困，常常出手大方，如祖逖“轻财好侠”（《晋书·列传第三十二》）。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本身缺乏高超的谋生本领，生活又是四处流浪，他们的侠行作为一种非盈利性的无私付出性的行为，不但在精神上需要慷慨付出，而且物质上也要大量花销。因此，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来源问题。所以，要保持侠的行为的高尚性和连续性，必须找到一条合法的生活出路。
这是相当困难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出众的格斗本领，以及“为死不顾世”（《史记·游侠列传》）的胆量。既然他们出手大方又不想治理产业，又有一身出众的本领，那么最适合的谋生方式当然是抢劫。这不但更加使统治者仇视，也使侠客本身处于时正时邪状态，降低了侠义精神的高尚性。
由于这种先天性制约，史书上的侠称得上高尚的寥寥无几，多数是一边仗义疏财，帮助别人，维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边又攻剽劫掠，危害着他们维护的侠义原则。如西汉的侠魁之一郭解“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史记·游侠列传》），义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汉书·酷吏传》），赵季、李款“多蓄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汉书·何并传》），北齐毕义兴常劫掠行旅（《北齐书·毕义兴传》），曹操少时亦与袁绍持刀劫持妇女（《世说新语·假谲》），戴若思常常带领同伙抢劫商旅（《晋书·戴若思传》）。这种自我矛盾的生活方式，非常容易发展为单纯的抢劫，从而使游侠的末流逐渐向盗匪靠拢。
当侠成为一种社会名望的时候，它本身也成了一些人谋生的手段。如郭解徙茂陵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史记·游侠列传》），薛安都“少骁勇，善骑射，颇结轻侠……远近交游者争有送遗，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魏书·列传第四十九》）[15]（P.1353），沈光“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赡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隋书·列传第二十九》）[16]（P.1353）。所以，游侠只要有名，就可以免去谋生的烦恼，这又滋长了游侠追名逐利的思想，背离了行侠的初衷。
史书记载中品德最高尚的游侠只有朱家一人。他基本上代表了游侠的理想。他的侠行包括“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史记·游侠列传》）。太史公对朱家评价极高，批评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所作所为，“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所以，统治者忌恨游侠，除了他们触犯统治权威，拒绝为统治者服务外，还因为游侠道德水准下降，打家劫舍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冲击了正常的社会道德伦理。
但是，在汉末群雄逐鹿的特定情况下，游侠又表现出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重然诺，不顾生死而又本领高强，是一支左右割据力量存亡的重大力量，如为曹魏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臧霸、夏侯敦、典韦都是暴豪之侠（《三国志·魏书·臧霸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敦传》、《三国志·魏书·典韦传》）；另一方面，他们又破坏着割据势力的权威，尤其是三国鼎立，皇权在一定范围内得以确立的情况下。所以，如何给他们找一条出路，发挥他们的长处，限制其危害性，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这个课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游侠放弃自己的原则，接受专制者制定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改悔的行为，而曹植在曹丕、曹叡统治期间的生活就是检讨自己的言行，作出悔改的行动。于是，两条线在此交汇，创作题材和创作主体的契合，最终产生了《白马篇》这一杰作，并且通过艺术形式，很好地对游侠新的出路作了描述。 在道德观念上，《白马篇》提出的最核心的道德，就是为公废私：“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同时通过改换概念，用国家观念替换君主观念。在专制社会的伦理中，君即是国，为国捐躯实际上就是为君主卖命。但这一转换并不是无意义的，因为游侠在一定程度上与君主对立，要让他们折节为皇帝卖命非常困难，而为国捐躯则符合游侠的公义原则，更有集体荣誉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游侠的尊严。虽然实质几乎一样，但后者更容易为游侠接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在道德伦理上逐渐消解了君主与国家的差异，游侠也逐渐认可帝王是国家的代表，把自己纳入君主体制。同时侠的色彩也逐渐淡化，其身份亦渐渐消融于“学成文武艺，报效帝王家”的普通士人中。
《白马篇》还改换和升华了英雄主义的内涵，用抵抗外族侵略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取代了游侠以往推崇的私斗中“为死不顾世”的轻身精神。诗中的游侠见到“羽檄从北来”后，就“厉马登高堤”，然后“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以往游侠的民间私斗与为种族生存献身的精神相比，后者的价值无疑要大得多，体现的精神境界也有天壤之别，二者表现出的英雄形象也不可同日而语。
曹植的游侠理论用新的内容取代了原来游侠理想中的不合理部分，增强了认识上的同一性，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它同时也舍弃了其中的合理部分，消解了人们对正义、公理问题的独立思考，大大削弱了人格的独立性，加强了奴性。这种理论是否由曹植提出，难以查考，但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创作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理论，却是非常明显的。
魏晋南北朝诗歌里，以《白马篇》为题的诗歌现存九篇，除隋辛德源所作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为国献身的主题。如南朝宋袁淑诗云：“飘节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务远图，心为四海悬。”（《全宋诗》）［17］（P.1211）南朝宋鲍照诗云：“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鲍参军集注》）[17]（P.171）南齐孔稚圭诗云：“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全齐诗》卷二）[17]（P.1408）南朝梁徐悱诗云：“闻有边烽息，飞候至长安。然诺窃自许，捐躯谅不难。”（《全梁诗》卷十二）[20]（P.1771）隋炀帝诗：“宛河推勇气，陇蜀擅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全隋诗》卷三）[17]（P.2662）
《白马篇》把游侠精神往御边上引导，又可看作是边塞诗的先导，后世诗作往往截取御边一节，就成了比较纯粹的边塞诗。自南朝齐孔稚圭诗起，游侠诗中游侠的影子几乎脱尽。孔诗绝大部分为御边战争的描写，主人公“少年”已脱尽侠气，以“健”为特征，以扬名天下为自己的追求（“四海谁不倾”）。沈约诗亦主要是对战争过程的描绘，虽说主人公“匪期定远封，无羡轻车官。唯见恩义重，岂觉衣裳单”，尚可见侠不为高官厚禄，只为报知遇之恩的恩义思想，但由于其所报之恩为皇恩，又丧失了侠的其他特征，其形象与士中道德高尚者已无显著区别。这在南朝梁王僧孺、徐悱的诗中更为明显，前者“此心亦何已，君恩良未塞。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后者“报归明天子，燕然石复刊”，与感戴皇恩的朝廷将领毫无二致。到了隋炀帝的《白马篇》，内容就纯为朝中大将南征北战，为了建功立业（“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为了流芳百世而奋斗了（“流誉满旗常”）。
而且，所有模拟《白马篇》的诗歌，无一例外地弘扬了《白马篇》改造过的英雄主义精神。南朝宋袁淑诗仍高扬侠气：“但营身意遂，岂校耳目前。侠烈良有闻，古来共知然。”但关注的已是国家民族的安危了（“嗟此务远图，心为四海悬”）。至南朝齐孔稚圭，捍卫国家安全、立功塞外的英雄主义成为诗歌的绝对主调，诗中“少年”一往无前：“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同时代的王僧孺诗主人公不甘作文士（“安能对儿女，垂帷弄毫墨”），希望为国家东征西讨，扬国威，壮国气（“豪气发西山，雄风擅东国。飞鞚出秦陇，长驱绕岷僰”）。徐悱诗中主人公则认为自己与古代名将齐肩，希望有机会像他们一样建立不世功业（“雄名盛李霍，壮气能彭韩。能令石饮羽，复使发冲冠”）。隋炀帝诗的主人公则完完全全体现了一个为国扬威的将领的追求（“英名欺卫霍”）。
《白马篇》的同题模拟之作，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皇权的忠心，自觉担负着保家卫国的大任，弘扬着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并且在题材上做出了重大创新，实现了游侠诗向边塞诗的转变。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创作的非同题模拟的游侠诗，亦受到《白马篇》同样的影响。
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一位游侠刘生为题创作了一组同题诗。关于刘生的身世，台湾学者林香伶在《试论乐府诗中拟乐府县现象的雕塑与再造——以游侠诗〈刘生〉系列创作为例》［19］中经过考察认为：“‘刘生’身世仍旧成迷，也许我们必须勉为其难地接受他是诗人杜撰想象的说法。”不过在传世文献中，《乐府诗集》提供了刘生的身份信息：“齐梁以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20]（P.22）由此可知刘生乃游侠，也许有作为将领出征的经历，这跟曹植《白马篇》的主人公身份非常接近。
或许刘生做出了某种让皇权满意的行为，使他们自发对之歌颂，或许因陈后主的诗赞赏汉代大侠（“系钟蒲璧磬，鸣弦杨叶弓。孟公正惊客，朱家始买僮”[17]（P.2508））解除了和诗者在创作上的禁忌。诗歌中刘生侠的形象比《白马篇》较为突出，最突出的特征是豪荡倜傥。徐陵、江总、江晖都对此大加赞赏，徐陵诗云：“刘生殊倜傥，任侠遍京华。”[17]（P. 2527）江总诗云：“干戈倜傥用，笔砚纵横才。”[32]2570江晖诗云：“刘生代豪荡，标举独荣华。”[17]（P.2605）这是刘生的人格魅力引起的感动。但之所以能作为陈国君臣的创作题材，还在于刘生曾经为报效朝廷而英勇作战，但仕途却十分不顺，被“摈压”排挤，沉沦驿馆多年（徐陵诗：“高才被摈压，自古共怜嗟。”江总诗：“置驿无年限”），去世时或去世后因某种机缘为陈后主君臣所知，引起了他们共同的“怜嗟”。如果刘生真有其人，他的行为正好是曹植《白马篇》所设计的游侠出路的具体实践，遗憾的是这位解除了反抗个性的游侠生前没有被统治阶层接纳。
此外，以《结客少年场行》为题的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比较多。这类侠没什么理想，思想境界也不高，往往一冲动便白刃相向（鲍照诗：“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18]（P.192）)，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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