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为了探讨熊大木创作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把握其发展脉络，运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交叉互动法、比较研究法及实证、分析与归纳的研究方法，认为熊大木小说给后来的历史演义创作提供了一系列的借鉴作用；熊大木在题材内容、小说观念及编创方式三个方面对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熊大木小说；题材内容；小说观念；编创方式；贡献
熊大木是嘉靖、万历年间活跃的通俗小说编刊者。《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问世后，得到广泛流传，通俗小说创作从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小说作为“小道”、“末学”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改变，文人们尚没有勇气去承认和创作小说。潜藏于市场需求下的暗潮与稿源严重稀缺的矛盾，使得熊大木以书坊主的身份，投身于通俗小说的创作当中，成功编撰出四部历史演义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这些小说不仅填补了明初以来通俗小说创作的不足，而且对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熊大木的成功，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随着关注名著的热潮慢慢退去，书坊主的创作重要性也日益彰显。熊大木作为第一个打破文人传统，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书坊主，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但与已经相当成熟的名著研究相比，这样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熊大木的小说创作之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历史演义小说发展初期曾大量取材于宋元民间的讲史平话，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唐秦王词话》等，此对历史小说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初创演义体的规范。之后他相继写出了《残唐五代史平话》及《隋唐两朝志传》，但可惜没有由此而形成历史演义流派，也无系统的演义体理论。熊大木的四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带动了其他书坊主加入小说创作。根据对韩锡铎、王清原的《小说书坊录》的粗略统计，明代中后期至少有62家书坊在刊刻历史演义小说，刊刻的数量达100多部，这种编刊历史演义小说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清代。综观明清两代所刻的小说书目当中，历史演义的总量居于首位，而熊大木对历史演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
一、熊大木小说对历史演义小说题材内容的影响
(一)对熊大木小说内容直接模仿与借鉴
有些历史演义小说主要在熊大木小说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宗旨或者编创爱好，小说的内容或进行枝节上的增减，或文路上的梳理，或文字上的缀补。具体如表1。
这些作品里，有几部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黄化宇的《两汉中兴开国志传》，它与熊大木《全汉志传》在内容上基本相同，文字亦多雷同，应该是在熊氏小说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二是邹元标《岳武穆王精忠传》和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尤其是于华玉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它写于崇祯末年，在国家动荡时刻，对熊大木的小说进行重新编改，表达出对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的呼唤，其感情色彩犹加凝重，而教化意图也更加明显；三是褚人穫的《隋唐演义》。此书是以《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大隋志传》和《隋唐两朝志传》四书为原本，杂糅参订而成，他与熊大木编撰《南北两宋志传》北宋卷时所说的“收集杨家府等传，参入史传年月编定”手法是极其相似，因而它是典型的“熊大木模式”小说。
以上所列书目只是针对那些对熊氏小说仅做枝节修改的作品而言，至于完全翻印熊氏小说，只在书名上标“新刻”“京本”字样，或者甚至连题目都没有变的作品就不胜枚举，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被翻刻9次左右，《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翻刻近10次。
(二)形成历史演义流派三大题材系统
熊大木的四部小说，涵盖内容极广，在后来的发展中，历史演义题材渐渐衍生出三大分支。其一由《南北两宋志传》衍生出杨家将题材。熊大木这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将600多年来有关杨家将的口头传说、曲艺、戏剧、小说集大成之，使分散的杨家将故事得以集中与系统化，成为完整的、大型的文学作品，并启迪了后来的相关创作。明万历秦淮墨客编撰的《杨家将演义》，就是将《南北两宋志传》之《北宋志传》修改增饰而成。内容相似，而手法有别，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神怪斗法之类的荒诞情节，神异色彩更浓。发展到清代，道光时期出现了《平闽全传》，书中内容充斥仙魔鬼怪斗法之事，已不复为单纯的历史演义小说，而体现历史演义与神怪小说合流的倾向；其二由《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衍生出“说岳”系统，如前所提及的《岳武穆王精忠传》、《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和《说岳全传》。在这些作品里，有着共同的思想主旨，即对民族英雄的呼唤和对忠君爱国思想的褒扬。这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由《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发展而来的“说唐”、“说薛”系统小说。“说唐”系统有《隋唐志传》、《隋唐演义》、《隋史遗文》、《说唐全传》、《说唐后传》等；“说薛”系统是以《薛仁贵征东全传》为代表，加之《新刻增异说唐后传》、《异说征西演义全传》、《异说反唐演义传》等，主要讲薛仁贵及其子征东平西，辅保唐天子建功立业的故事。这三大题材系统，无论是着意褒贬王朝、评判历史，还是呼唤英雄、树立模范，都与前期熊大木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他们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流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启发后进对空白历史的填补与开拓
熊大木在题材上启发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综合发展。书坊主们一开始还围绕着几本既有的历史演义小说不断地修改和翻印。随着原有题材的成熟化以及群众阅读需求的提高，现有题材远远不能满足书坊主的利益追求与市民的文化需要。因而，历史演义小说渐渐向其他题材扩展。有着全史观念的书坊主，已经开始不遗余力地挖掘其他历史小说。熊氏的四部小说，写了汉、宋、唐史，在熊大木之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了汉魏历史，其中仍有大部分空白，并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发挥。而最早抢占先机的是和熊大木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书坊主——余邵鱼。他在熊大木的影响下，编创出《春秋列国志传》。这部书出版后在数十年间一直销路很好，曾被多次翻印，以致“其(刻)板蒙旧”，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不得不开板重雕。他的双峰堂和三台馆刊刻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列国志传》、《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书是由《全汉志传》上溯，写春秋战国的历史。此外，还有杨尔曾的《东西两晋演义》、酉阳野史的《通俗演义续三国志传》、雉衡山人的《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等，是写两晋故事。而乾隆年间出现的新昌吕抚撰《廿一史通俗演义》几乎囊括全史，涉及历史面达至前所未有的广度。当然，内容的全面与否并不代表艺术水平的高低，随着题材的丰富，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也越来越完善。这些系列使得历史小说空白得以填补，新的领域也得到开拓。
二、熊大木小说推动了小说观念的发展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修髯子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提出的“羽翼信史而不违”的论点被视为经典，流播至万历年间仍不失宗主地位。蒋大器亦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委婉地规劝读者“其间亦未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刻意摆出低姿态以消除“必事征乎史”的阅读心态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羽翼信史而不违”成为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的主流价值观。在“不得一紊于正史”的理论前提下，创作界响起一片“补史未尽”、“稗益风教”、“起俗化愚”的呼声，既可登大雅之堂，又暗中契合知识阶层的深层救世心态，成为当时最具权威的官方典论。然而，“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的苍古艰涩、枝蔓芜杂的正史势必会阻碍小说的阅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自序和凡例中明确提出了小说与历史两存之的处理方法。其游走于正史和小说之间，既符合了读者渴求了解历史文化知识的需求，又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娱乐快感，与正史相比较起来，可“消遣于长夜永昼”、“解闷于烦剧忧愁”的讲史小说以其通俗易懂和悠游奇幻而占有绝对优势。故熊大木在反复强调小说“小说不紊之以正史”，又着力指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其是书竟难以野史之余意矣……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熊大木编撰的历史小说，亦按照此观点敷衍史实。他这样做，虽然在主观上不无考虑自身书坊主的利益所在，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小说观念的发展。比起罗贯中有其进步之处。
熊大木的小说观念与陈继儒、谢肇淛等人有不谋而合之处。陈继儒在《叙列国传》中说：“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簿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这是将《春秋列国志传》视为与经或史并列的文类，而不是将其归于史之附庸，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价值。谢肇淛《五杂俎》言：“凡为小说及戏剧杂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荒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明确提出了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虚构问题。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基本沿用此观点。熊大木较早地提出历史与小说的关系问题，肯定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虚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期的小说繁荣打开了枷锁。明显的体现便是后期的一些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越来越肯定小说中虚构的作用。如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有精辟的论述：“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蒐逸。蒐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嬉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以足纸贵一时。顾个中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谐於情；奇幻足以快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从历史与小说不同的要求得出各自的美学理论特征，得出了“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的结论，从而肯定了小说中虚构的合理性。小说观念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神魔小说的发展。
三、熊大木小说的编创方式为后人模仿
熊大木对历史小说的编创方式，其特定的内涵之一，就是“俱依《通鉴纲目》”、文本中收录诏令、奏章、书信等历史文献、“有诗为证”以及小说的评点等。首先在内容上，熊氏的小说是参采史鉴，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描述的岳飞故事，就是“以王本行传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从而实践其“羽翼信史而不违”的承诺。与此相应的则是大量收集诏旨、奏章、策书等材料。他在该书中，嵌入了岳飞的21本奏章、三片题记、一道檄文、一封书信和两首词，甚至还在文后附上了岳飞的其他作品。这些和情节无甚相关的文字，反使小说显得单薄而枯燥。在随后几本小说里，熊氏依然对这种手法情有独钟。这与其根深蒂固的信史观念有关，也和书坊主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关系，遇到笔力不逮的时候，这样的插入无疑为他们解了围，同时也使作品看起来更加真实饱满；其次在手法上加入虚构的成分。为了更加吸引读者，熊大木在保证小说情节“不韪大要”的前提下，大胆进行夸张和虚构。某些情节看似荒诞，却暗合读者对人物的期待[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