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如将帝王或英雄人物看作灵兽的化身，神仙帮助他们完成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表达了读者对理想人物的认同和崇拜的心理。撷取小说逸闻的材料，为枯燥的史实加入神异色彩的渲染，不仅取悦了读者，而且也是熊大木将其独到的小说观念付诸实践的勇敢尝试。这是熊大木创作的主要特征，也是与陈大康的“熊大木模式”单纯强调“模仿”、“抄袭”所不同之处；再次在体制上，熊氏模仿了史传和《通鉴纲目》的形式，对小说内容进行分卷分回、分则分目。每一卷或每一回都有“按鉴……”之类的标记，而且以七言单句或双句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背后，喜欢用“评、断、曰或按……”等等来对其或评论历史，或褒贬人物，或拾遗补漏，或注音阐义。熊大木之后，综观历史演义的创作，几无例外都喜沿用“按鉴”的手法，且不论其利弊之处，但熊大木不自觉地创立历史演义体例之功，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这种固定的“按鉴演义”方式提供了快捷而简易的编纂方式，书坊主对其深爱不弃。褚人穫的《隋唐演义》，就是典型之例。
熊大木的小说编创方式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从内容到体制的模式，在书坊主纷纷效仿的过程中，小说作品纷呈，其中不乏佳作，但也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面世。这些作品不仅艺术水平不高，而且也因为图书的质量而颇受后世的批评。明代万历时期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对这方面的现象关注的比较多，他曾经这样评价：“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说：“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福建学者谢肇涮也说：“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
这样的批评或许有点偏颇，从珍藏旧本的角度考虑，一味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坊刻本难免会遭到世人的诟骂，但从文献的角度，还是应该肯定书坊主们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书籍为后人研究小说和戏曲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材料。
熊大木的小说推动了历史演义的创作热潮，形成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演义小说流派。队伍的扩大以及文人的努力，更快地推动了历史演义文体的规整化、完善化与语言的雅化，而使历史演义小说从创作的理论到实践，整个创作规范和体系最终得以确立。总而言之，熊大木的小说创作在启发后贤、开拓新题以及确立小说文体规范等方面，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