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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造型:理想寄托与诗意拯救

时间:2009-8-8 16:41:50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聊斋》情爱小说都产生于封建文化发展到烂熟的阶段,其作者也都属于落魄文人阶层,因此,就昭示出相近的诗心文心,彰显出共同的价值旨归。从女性造型这一视角来看,两者都是通过对红颜知己的塑造来寄托作者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美好人性的探寻以及理想对生命价值的诗意拯救。这也共同反映出一代落魄文人的痛苦和梦想、自恋与追寻,标志着文人自我意识的集体苏醒与个体价值的极度高扬。
 
【关键词】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聊斋》情爱小说;女性造型

  才子佳人小说作为明清之际章回创作中新兴起的流派,在当时可谓是风靡一时,它发韧于明代末季,盛行于清顺治、康熙年间,在这短短的时段内,虽然发生了朝代鼎革的沧桑巨变,它却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如雨后春笋般层出叠现。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适逢才子佳人小说趋于顶点之时,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也诞生了。但若从文体类型来看,才子佳人小说应归于白话章回体,而《聊斋志异》则是“一书而兼二体”的文言短篇集;再从文化地域来说,才子佳人小说的著作者与编订者大多活跃于南方的吴越文化圈,而蒲松龄则是生活在北方的齐鲁文化带;而且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就根本找不到二者谋面交游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创作有交叉影响的相关记录。因此,把才子佳人小说与《聊斋》情爱小说进行比较,似乎颇有拉郎配的嫌疑。但是我们若另换一个角度,把二者径直“打通”的话,也不难发现其作者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近似性:都生活在封建文化发展到烂熟、同时也毕竟是回光返照的余辉阶段;同属于功名蹭蹬、遭逢不偶的落魄士子阶层;所接受的传统文化资源与教育方式更具有相同性。故发而为文,就昭示出相近的诗心文心,彰显出共同的价值旨归。
  
  一
  
  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和蒲松龄的生平遭际不难看出,他们都身处“士不遇”的怪圈,也都是在对现实世界失望后而转向小说这一梦幻世界的,意在通过对梦幻世界的营构去寻找自我价值的支点,实现在客观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追求,从而在与自己情志契合的自由幻境中获取心灵的慰藉,得以暂时逃避时代的动荡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烦琐无奈。从此意义上来讲,才子佳人小说和《聊斋》情爱小说皆是身受“穷”、“愤”压迫的艺术家的自我疗治与自我拯救,是作者期盼视野中的白日梦与人生缺憾的补偿术,这也为封建社会发展到烂熟时期的个人如何获得幸福与慰藉凿开了一条细小的抵达路径,尽管这种幸福与慰藉是那样的恍惚缥缈。下面我们就从女性形象这一特定视角来阐释其隐藏在背后的真实内蕴。
  鲁迅先生曾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玉娇梨》、《平山冷燕》有过精彩的评述,并指出“二书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确实如此,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子是“山川灵气所钟”(《平山冷燕》第一回),“天地阴阳不爽”所赋(《玉娇梨》第一回),她们往往集貌、才、情于一体,汇智、胆、德于一身。而且颇有意味的是,小说的人物塑造还存在着角色互渗的鲜明特征:即才子容貌女性化、人格阴柔化,佳人才学书生化、性情士人化,书中屡屡出现的男扮女妆、女扮男妆而不被识破的情节可为例证,像山黛就被作者描写为一幅书生模样:“生得美如珠玉,秀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性情沉静,言笑不轻,……每日只是淡妆素服,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书作文,以自娱乐;举止幽闲,宛如一寒素书生”(《平山冷燕)第二回》。她们不但冰雪作骨,秋水为容,亦以其匪夷所思的才情学识让眼空四海的才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冷绛雪的诗“一时才调一时怜,千古文章千古传。漫道文章男子事,而今已属女青莲。”(《平山冷燕》第十六回),颇能代表佳人们对自身才华的自信与自负。小说中的一些女子还有胆有识,像深谋远虑的水冰心、俏心侠胆的管青眉,都是依靠自己的才智胆力、机敏果敢挫败了恶势力的阴谋诡计,她们既运筹帷幄、料事如神,又临危不乱、举重若轻,直令须眉汗颜。除此之外,她们大多出身高贵,不是翰林小姐,就是尚书千金,至少也是书香门第(较为例外的是农家女冷绛雪),却又无凌虐之气、悍妒之性。与才子相比,她们在任何方面都毫不逊色甚至是远远超出。这不禁使人要追问:作者“显扬女子,颂其异能”的真正用意何在?一些论述者曾指出,显扬女子正是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驳,是新思想对旧习惯的挑战。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些分析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亦有人为拔高的嫌疑,因为小说中的佳人虽“发乎情”,却“止乎礼”,仍旧皈依于旧道德。其实,作者更多的是借鉴了屈原香草美人的笔法,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寄寓于女性形象。张又张云:“天下世间那里有甚么绝色的女子?明明都是我等胸中一段妄想,幻出天仙胜概,把这个想头只管想去,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只说是真了。蜃楼海市,皆以气成;白马猿猴,总缘心造。”(《女开科传》第二回)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子,所谓的佳人都是心造的幻影,作者不过是藉此写“我等胸中一段妄想”罢了,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梦幻在非现实的女性形象中得到完美体现。这样,才子们不辞辛苦奔波、不惜抛家舍业(举子之业)去追寻意中人就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色彩,它实际上隐喻着落魄士人对理想的追寻以及理想对生命价值的内在拯救。才子佳人小说“借脂粉以抒翰墨,托声歌以发性灵”的深层创作内因也许正在于此。
  在真才子寻觅意中人的时候,俏佳人也在期盼自己的同心子。她们“有才有德有智有貌,样样都可胜过须眉”,因而,向其求婚者颇不乏名门子弟,却被她们一一婉言谢绝,要知道那些达官显宦可是朝廷中的实权派,拒绝他们就意味着麻烦缠身。佳人们及其开明的家长还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得义无反顾。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她们对家道式微的真才子却有天生的好感,她们往往在才子穷困潦倒、壮志未酬之际及时出手,或是花下赠金给以物质上的援助,或是后园订情予以精神上的支持。正是在佳人知己之情的感召和激励下,才子方发愤图强而高中巍科的。也就是说,先有了“慧文君识眼辨真才”的雪中送炭,才有后来“金銮殿报捷美团圆”之锦上添花。而且“大都绝世佳人,既识怜才,自能贞守。”(《玉娇梨》第十四回卢梦梨语)在男女订情之后,小说经常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故,但佳人们历尽磨难却痴心不改,坚守前盟而矢死靡他,如江蕊珠以投水自尽来实践前约、幸昭华以易装逃婚来表明心迹,从而凸现出女主角忠贞不渝的品格。歌德在《浮士德》结尾写道:“永恒女性,领我们飞升”,在某种程度上说,佳人们扮演的就是类似于“永恒女性”的角色。
  
  二
  
  蒲松龄浓渲重染塑造出的女性群像,流光溢彩,绰约多姿,令人心动魂萦,瑶想琼思,径可和大观园中的众少女相媲美而为才子佳人小说不能企及。《聊斋》情爱小说中的女子是“天生丽质难自弃”,“淡妆浓抹总相宜”,性情温顺,才调机敏,谈吐风趣,举止娴雅,“偶见鹘突”且神通广大,可爱之极又可敬之至。作者总是在她们出场时,以写意笔法简笔勾勒出其绝世容貌:如胡四姐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其他女子亦是国色天香:“亸袖垂髫,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莲香》);“态度娴婉,旷世无匹”(《狐梦》);“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公孙九娘》)。这些女子虽大多是花妖狐魅幻化而成,却不妨看作是佳人的“置换变形”,她们与佳人的人格更是息息相通:那就是弃纨绔子弟如敝履,视朱门豪富若尘埃,而偏偏对未曾发迹的落魄书生俯首折节,情有独钟。她们或是赏识真才子的才华文思而倾慕相恋,或是认可贫书生的理想追求而一见钟情,或是理解落魄者的难言苦衷而投怀送抱,或是敬仰穷文人的慷慨磊落而自荐枕席。牡丹花精香玉只因黄生是“骚雅士”便主动相就,当她被迁往异地之后则萎悴而亡,可谓情深不移。但明伦就此评道:“花为骚士而相亲,为骚士而就萎”,“骚士究竟占便宜”,其点评是切中要害的(《香玉》);连琐天性胆怯,起初对杨于畏多所畏避,后因杨为她续成绝妙诗篇,乃知杨于畏固为“风雅士”,于是欣然而往,二人剪烛西窗,诵词吟曲,挑弦弄索,坐隐手谈,甚于画眉之乐。杨于畏在梦中替连琐铲锄凶暴时,曾获武生王某鼎力相助,连琐只是把宝刀赠予王生,却不愿现真身以见。但明伦在此处评道:“美人赠宝刀,比梦中颜色差得多少!”冯镇峦亦评曰:“武夫总失便宜。”两人评语虽不失调侃却道出了作者不曾明言的创作旨趣(《连琐》);女鬼林四娘与陈宝钥卿卿我我,剖悉宫商,评骘诗词,奏雅歌悲,燕昵之情,过于琴瑟,不过是“以君高义,托为燕婉”(《林四娘》);娼妓细侯出污泥而不染,仰慕满生吟咏之才而愿结同心,后来误以为满生已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嫁与富商。一旦了解到这一切阴谋都是富商暗地策划而成,她毅然杀子而逃,复归满生。其行为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在她眼中:“满生虽贫,其骨清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细侯》)……但明伦在评点《连城》时,曾指出“作者其有美人香草之遗意乎?”在评《锦瑟》时,也认为“文其有美人香草之遗意欤?”由此看来,《聊斋》情爱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是一脉相承,也是以香草美人之手法来寄托作者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对美好人性的探寻。

  相对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女主角而言,《聊斋》情爱小说中的异类女子对爱情的追求更为奔放、大胆、热烈。如果说佳人对才子的眷恋还带有互动式的特点,那么这些异类女子更富于主动性、进攻性,她们每每在书生栖身荒园、寒夜独坐之际,越墙而来,搴帷自入,向落魄文人们献殷勤、奉芳心;如果说佳人们往往要受制于世俗传统的约束,绝不逾越道德的界限而更为注重心灵的沟通,那么这些异类女子则要超脱得多、潇洒得多,真正做到了“礼岂为我辈所设”而更为向往灵与肉的融合。她们倏然而来,飘然而去,似乎是专为爱而生的精灵,同时也正是凭着这些爱之精灵的援助、提携与慰藉,落魄文人们在经历种种波折后,终归于美梦成真,摆脱悲苦的困境,获致本来不敢奢望的意外惊喜,得到或多或少、或长久或短暂的幸福人生。有的科考连捷,位居要津(《青梅》、《姊妹易嫁》等);有的并收双美,其乐融融《小谢》、《嫦娥》等);有的娇妻美妾,一身而两享其奉,贵子贤孙,数世而皆沾其荣(《西湖主》),同才子佳人小说所表现的人生价值趣味如出一辙。不过,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女主角有所不同,《聊斋》情爱小说的女子身份普遍下移:或为花妖狐魅,或为市井细民,最多也不过是出身小康之家。主角地位的扭转,使《聊斋》情爱小说从峻台重阁、珠帘绣户走近平民百姓,突破了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狭隘范畴,扩大了爱情小说的创作视野。与小说女主角的身份下移相适应,蒲松龄有时更为强调女性娱亲课子的贤惠和发家致富的才能,给作品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反映出这位乡土作家的务实心理。像狐女红玉在冯家迭遭劫难、一贫如洗之时,夙兴夜寐,辛勤劳作,于“灰烬之余”,“白手再造”,不久就“人烟腾茂,类素封家”(《红玉》);青梅在嫁给家无恒产的张生后,“孝翁姑,曲折承顺,尤过于生,而操作更勤,餍糠秕不为苦”,以柔弱之肩担起养家的重任,却劝张生下帷苦读,不要因家事分心(《青梅》);鼠精变化而成的阿纤嫁与奚三郎,勤俭持家,昼夜绩织,奚家缘此益富,一旦遭人猜疑、托故而去,奚家就逐渐陷入贫寒。在和三郎破镜重圆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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