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淫”和“淫”的外在表现都是“悦容貌，喜歌舞”，即“外邪”，但目的却相反。前者“内正”，只求赏心悦目，为“好色不淫，情而不淫”；后者“内邪”，“内邪”者“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现在看来，意欲其实就是常说的人区别于动物的爱美之天性。

    佛道由于认识不到意欲的存在而将欲念与物欲完全等同了，认为“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第五回)。比之于佛道，即使“中庸”主张有限地利用人的欲念，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消极动机，如“荣宁二公”曾嘱警幻对贾宝玉“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

    “意欲”概念的提出重新解释了善与恶，并使人性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200多年前，由于人们并不能理解这种欲望，便称之为“痴情”，遭到“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唯有曹雪芹认为意欲产生的是世间虽不多见但确实存在的“儿女之真情”(第一回)。可见，《红楼梦》是一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明的启蒙之作。

五、“宝玉精神”的形成及其实质

(一)宝玉个性的形成过程

令人惊叹的是曹雪芹不是简单地将新的意识赋予了贾宝玉，而是通过宝玉的“自觉”体现出来的。第五回前宝玉“意淫”还只是由于“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物”，尚处在如丹麦哲学家祁克果所指的人生中的“美感阶段”［4］。但自从他明白了“云雨之事”后，便陷入了迷惑之中，意欲和物欲同时存在，或者说正邪之气混杂不清了。此时的宝玉就正是贾雨村所指的庸俗的“隋痴情种”。为了不破坏主人公“内正外邪”的整体形象，作者便假借了秦钟(谐音“情种”)的言行表现宝玉这个时期的潜意识。他们在一同玩耍时，宝玉对秦钟的不轨行为虽不仿效，却能认可。秦钟临死前对宝玉说：“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这句话使宝玉像吃了一只苍蝇。从此，他陷入了孤独的反思。许久之后，内心的积郁终于在第二十五回爆发了。这一回宝玉和王熙风同时“中邪”，就是他们禀赋的正邪二气“正不容邪，邪复妒正”的矛盾冲突到极点、精神崩溃的表现。此后宝玉便飞跃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进人了祁克果所指的“道德阶段”，如和尚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沉酣一梦终须醒”。这里的道法也是假借，实则表明宝玉开始“悟道”，并且他“梦醒”的力量是来自祁克果所指的“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自此，宝玉才真正成为“内正外邪”之完人。

    相反，此后的王熙凤由于没有觉醒，正邪便继续在她心里相互“残杀”，慢慢地正不压邪，气性便向着“外正内邪”发展：一方面由于欲望得不到节制，她贪婪的本性会更加恶性膨胀，变本加利；另一方面由于欲火攻心，身体和性格便每况愈下。王熙凤由于正邪不能调和而最终自取灭亡，即正邪“搏击掀发后始尽”。她患的经血不调的病也反映了这一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见王熙凤这类人才是贾雨村所指的“正邪二气同赋之人”，甄宝玉亦然。书中唯有宝玉获得了新生。在“太虚幻境”之后，宝玉基本没有辜负警幻的“警戒之语”，与女孩之问从未有过“不才这事”。“太虚梦境”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宝玉自身的天分、悟性、本能和意志力的显现。警幻这个人物便是宝玉各种意识的化身。如警幻“秘授以云雨之事”说明宝玉此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长大成人．不再在“孩提之问”(第四回)；而“警戒之语”则表明宝玉具有一定的自制力。可见，“意识流”早已被曹雪芹用到了极至。

    值得指出的是，宝玉和袭人的关系不能看成是淫，因为袭人作为宝玉的妾早已被长辈默许。不过这也说明宝玉此时不完全具备道德自制力，尚处于正邪含糊的状态。这个情节的安排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了证实他后来与姐妹们在一起仍为“意淫”且想成为女孩的思想，既不是因为他没有性能力和性经验，也不是他的性倾向问题，间接解释了第七十八回贾母的疑问：“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而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冷眼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她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可知宝玉并不是怪胎，而是一个尚不被人认识的新生命。

    之所以说宝玉是一个新生命，不仅因他“内正外邪”之气的回归，还因为他已经具有冲破封建传统束缚，重塑自我的觉悟和信念。这才是真正“贵”而“坚”的“宝玉精神”。

    “宝玉精神”不是宝玉与生俱来，而是宝玉在客观地、独立地观察、思考世界之后逐渐形成的。应该说，宝玉小时候无论是天资还是性情都只能算是极其平常的人，秉赋的气也同属绝大多数人的“正邪二气”，他完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超越了自我的。书中除了宝玉，任何人都不具备“宝玉精神”，就是宝玉最为欣赏的林黛玉都远远不及。黛玉之所以始终保持本色，并不是她自我成就的结果，而是由于当初出生在正气之家，自小受到正直父母的言教身传，也包括贾雨村传授的“中庸之道”，后来又寄住在相对单纯的大观园，才不曾感染外界的不良风气。而且，她常常自怨自嗟，自暴自弃，以泪洗面，不听宝玉和紫鹃的劝告。在宝玉挨打后，黛玉竞劝他：“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当宝钗劝她不要看“西厢”等“邪书”时，黛玉竟感激不尽。这一切都表明林黛玉意志不坚，缺少己见。

    (二)宝玉精神的表象和实质

    由于宝玉精神独立于时世之外，所以其表象也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我们一定要认清其精神实质。如宝玉虽然态度上“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包括无人喜欢的妙玉、贫穷的刘姥姥、可恶的贾环等，可这只说明他生性仁义，与人为善，他内心却是泾渭分明。如对林黛玉和薛宝钗，他就曾作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第二十一回)。尤其是第五十七回当紫娟问起宝玉为何那天只说到“燕窝”就歇住了时，宝玉委婉地解释道：“我想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宝玉这样处理，不但及时挽救了黛玉，而且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大是非。

    又如，贾宝玉天性喜爱女性，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常被人误解为软骨头、女人气。其实这恰恰表明他具有超越于封建纲常的民主思想。之所以产生误解，也许是因为这种西方式的绅士风度在古代的中国太少见了。再看看宝玉在保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又能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上他呢?如在挨父亲毒打之后，黛玉劝他改时，他却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对袭人他敢踢，对晴雯他敢赞，对“时文八股”他敢批，对误人子弟的书他敢烧……只是我们对宝玉的一些偏激、叛逆的心理和言行要注意正确理解，否则就会认为他是个矛盾体。比如他不恋“功名”，“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只因在他眼里，当时朝廷中绝大部分达官显贵都是无所作为的“禄蠹”，甚至是祸国殃民的“国贼禄鬼之流”；当时科举考试的情况也是“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训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实际上他不是不爱读书，不愿见官，对于“明明德”的《大学》、《中庸》他也能背；对纯艺术的所谓“邪书”，他也爱不释手；对“每不以官俗国礼民缚”的北静王他一直非常尊敬。所以，宝玉不恋功名只是不满官场现实，而并非完全否定“孔孟”、“经济”之道。又如，宝玉所说的“女清男浊”也不是一概而论的，由于当时的男人大都陷入功名利禄的泥潭之中，才变得卑鄙龌龊、“浊臭如泥”，而女人因无需读书求功名，“前人无放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女人幸免于难，因而保留了人“清爽如水”的本性。宝玉希望做一个女人，就是不愿与男人同流合污，不辜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他“深敬”黛玉也主要是因为她不曾说过“混帐话”。宝玉对好的男人如蒋玉菡、柳湘莲也曾亲近过。可见，偏爱女孩只表明他具有对一切超脱于功利之人的博爱思想。作者之所以夸张地描写宝玉性格怪僻，言语偏激，一是通过宝玉的异常反衬社会的异常，此时贾宝玉可理解为“假宝玉”，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二是宝玉要反抗时刻压在头顶上的以他父亲为代表的“权威”，也只有装作大智若愚才行，不能认为他只是作了有限的抗争，三是书中宝玉的年龄尚小，各种观念还正处在形成阶段，面对黑白颠倒的社会，在无明显“越轨”的前提下表现出不稳定的心态实在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人物因此才显得真实、生动。恐怕也只有曹雪芹这样的大手笔才能驾驭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

    注：

［1］此文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3］语出《中庸》。

［4］摘自乔斯·贾德《苏菲的世界》中“人生的三个阶段”。祈克果认为人生的三个阶段分“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本文只引用其中与曹雪芹思想相通的说法，帮助读者理解，并非认为祈克果与曹雪芹的思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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