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可见其是如何看重魏晋以前之诗而以唐诗为轻的。宋人学杜，是因为杜诗超脱声色货利欲望之真情正好与他们“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歌主张相契合。而延佑、天历间所讲的诗法，恰恰是唐诗的艺术范式即格与调，这与宋人讲的诗之法度有着极大的不同。
三曰情性之正延佑、天历间诗人视性情之正为雅正之根本，“作诗之法，只是自己性情中流出”14。性情正，诗法、诗体自然正。“诗，言当正其心，心正则道德仁义之语，高雅温厚之气，自具于言辞之表”15。前云山林、台阁诸体，“虽寓情写景不同，而止于忠爱则一”，就是讲诗体之正，要以情性之正为之本源。这一点，此间诗人论述颇多，揭斯《诗法正宗》云：“咏吟本出情性，古人各有风致。学诗者，必先调燮性灵，砥砺风义，必优游敦厚，必风流酝藉，必人品清高，必神情简逸，则出辞吐气，自然与古人相似。”范德机《诗家一指》也云：“诗者情性也……盖其温柔敦厚，抱道而居，与时乖违，于物悲喜。情有不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比律吕而歌，列干羽而舞，是诗之正也。”他们所云诗之情性之正，均指合于《诗经》温柔敦厚的诗教。范德机《诗法正论》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始，《情庙》为《颂》始，皆周公所定之乐歌也。未当教化纯被之余，文明极盛之运，作者之情性，既极其正矣。”而能继承《诗经》情性之正者，远有楚、汉、魏、晋，近则为唐。“诗，情性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所以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水中之月，镜中之像，万折东流，千灯一空，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思惟而非思惟者也。近代之作奇特解会，往往以才学文字议论为之，夫岂不工，而于古人情性愈觉远矣”16。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数语，本出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是严氏对盛唐诗之气象而言。范氏所云，正是指盛唐诗之情性合于《诗经》情性之正，而以议论、才学、文字为诗的宋诗则离古诗之情性较远。
值得提出的是，延佑、天历诗人在肯定唐诗达于古之情性时，并未完全弃掷宋诗。他们肯定唐诗情性之正，是基于唐诗合于风雅之正，而宋诗虽未直承《诗经》之旨，但不背离风雅之义。范德机《诗法正论》云：“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然达性情者，国风之余，立议论者，国风之变。因未易以优劣也”，“变风、变雅皆因正风、正雅而附见焉”，其不弃宋诗之意已十分明显。实际上，“吟咏性情之正”的说法，宋人就已提出。朱熹《诗集传》云：“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他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公开提出“诗以道性情之正”。宋人提出“性情之正”，既不违背诗人抒发人之常情，又将情纳入“道”、“理”的规范。它直承“发情止义”的诗教，但又与不同。“发情止义”是外向的，要求诗情的抒发要合于外在之“礼”；“吟咏性情之正”是对内的要求，朱熹云：“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17“正性情”的内涵即是要“正心”、“诚意”、“思无邪”，这是在理学出现之后对诗情要合
于封建伦理规范之“理”所提出的新的命题。要而言之，延佑、天历诗坛出现的“雅正”诗风，是要求诗的内容要“鸣太平之盛”，要尊重诗之“吟咏情性”的艺术规律，在诗体、诗法即诗之格、调诸方面向唐诗学习。但诗歌之情性的抒发，一定要合于理学之“理”，其实质是在以学习唐诗为主的旗帜之下，把诗歌创作重新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关乎政教风化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上来。宋人也讲温柔敦厚，讲诗言志，但宋诗强调的重点不在诗之美刺及政教风化的政治功利意义，而是在涵养性情之一面。可见，延佑、天历诗风既吸收了传统儒家诗学之思，又融合了宋诗“正以性情”之旨。其后戴良《皇元风雅序》所云元延佑、天历之间诗人“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正是道出了此一时期诗风的这一特征。
二
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出现，是南宋以来诗坛出现的唐诗与宋诗之争以及金元之际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
宋诗自江西诗派出，最终形成了其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基本格调，并长期统治着宋代诗坛。到南宋杨万里、陆游等，他们的诗才唱出了与宋诗稍有不同的异响。至南宋后期，学习唐诗的风气较为盛行，明人徐象梅《赵师秀传》云：“至潘柽出，始倡为唐音”，四灵诗派出现后，“唐体盛行，其诗清新圆美”。南宋末的时候，江湖诗派继四灵之后，把学唐诗之风气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刘克庄自云学诗经历：先学陆游、杨万里，兼取江西，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数，手抄口诵。戴复古面对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发出了“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的感叹18，时人即云“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作，一时自谓之唐音”19。当时的严羽，首次倡学盛唐，云“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沧浪诗话》中指出“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为特征的宋诗的观点。
元灭南宋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文化交流的局面，加之当时朱陆合流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诗歌自身的发展，在至元、大德年间出现了元代诗歌创作的一次繁荣。这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以风格多样、调和唐诗、宋诗为其主要特征。当时由南方入元的诗人，在纠正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弊端中，分为两途，戴表元、袁桷、仇远、白铤、赵孟等人借复古以尊唐，方回、吴澄、刘埙、赵文、刘将孙、胡炳文等人则力主宗宋。主张学习唐诗的诗人，反对宋诗“以理为诗”，主张诗歌创作要有韵味，如袁桷认为“理学兴而文艺绝”20，“夫以理为诗，文常患于不工”21。提出“今一以理为言，遗其音韵，失其体制，其得谓之诗欤”22。因此，他们打出“尊唐得古”的旗号，主张有情之诗，提倡一种振荡凌厉、清整雅洁的诗歌风格。赵孟“为律诗则专守唐法”23，释弘道说赵诗“波澜有唐句，潇洒晋贤风”24，戴表元称道那些“奔驹纵鹘，搴拔俊耸，飞舟幻宾，闪烁风发”的诗是诗人之情之所致25。至元、大德间尊唐的诗人以清整雅洁之诗代替四灵、江湖诗派的孱弱纤细，以情真意切的韵味代替宋诗的理趣，把诗歌创作重视诗的艺术的一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此间宗宋的诗人，紧步江西诗派之后尘，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瀛奎律髓?陈与义清明批》中云：“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认为“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26他们崇尚理趣，张之翰《陈菊圃尚书以诗相饯依韵为别》中说：“文不本乎理，岂得文之真；诗不由乎义，岂得义之灵。”当时诗坛出现的崇尚平淡自然诗风的倾向，实际上是由宋入元的一部分诗人接受宋诗以淡为美的审美情趣的必然结果。而表现出来的重视作家个人精神风格的倾向，则是理学主张内心冥悟的哲学思理在诗学思想上的折射。但至元、大德间尊唐、宗宋的倾向并未表现出壁垒森严的局面，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状况。尊唐诗人并不完全排斥宋诗，他们往往把唐、宋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如云：“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27而宗宋的诗人也不完全拘于宋诗的理趣，他们中不少人也看到“以理为诗”是宋诗之不
足，认为“皆理义策论之有韵者”最道着宋诗之病28。至元、大德年间这种诗分唐宋、调和唐宋的诗歌风气，是宋诗之后诗歌向重艺术、重兴味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为延佑、天历间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至元、大德年间毕竟是元刚刚混一南北的时期，在位之臣，多有攻城野战之功。而那些“守志厉操之士，高蹈深隐于其乡”29，因而这一时期诗人，除少数台阁诗人外，多为在野文人，正是他们，造就了这一时期诗坛风格各异的崭新局面。随着时运日益承平，加之朝廷以显爵延致山林隐人，至元、大德后诗人群体，成份发生了较大变化，台阁诗人渐渐占据主要地位。诗风的变化也就在所难免。姚遂《跋雪堂雅集后》记至大三年（1310）京城文人雅集之盛况，正是延佑、天历诗风变化的前奏：
雪雅堂集…去者去其繁，复得二十有七人，副枢商士讳挺，中书则平章张九思，右丞马绍燕公南，左丞杨镇，参政张思立，翰林承旨则麓庵王公讳磐、董文用、徐勃、李谦、闫复，翰林王构，学士则东轩徐公讳世隆、李磐、王恽，集贤学士则苦斋雷君膺、周砥、宋渤、张孔孙，赵孟，御史中丞王博文、刘宣，吏曹、尚书则谷之秀、刘好，礼部郎中张之翰，太子宾客宋道，提刑使胡祗，廉访使崔，皆咏歌其所志。
余阙《待制集序》中说“当是时，士大夫之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盖久而至于至大、延佑之间，文运方启，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余氏所云，是就建元以来台阁诗人的情况而言的，但他毕竟客观地指出了至大、延佑文风变化这一历史事实。
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风，也是金元之际诗坛尊唐复古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金承北宋，在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方面深受北宋的影响。和南宋诗坛一样，金代诗坛也出现了批评宋诗、提倡唐诗的复古倾向。赵秉文于《答李天英书》中提出作诗当学“《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他倡导唐诗，认为唐诗“知本”，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他云：“唐人之诗知其本乎?何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多也。”他是从传统儒家的诗学观念出发来衡量唐诗的。元好问主于风雅正体的思想，正好与元代初期保存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回归儒学的社会心态相适应。金元之际尊唐复古的主张，主要是恢复传统儒家的诗学思想，这一点，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延佑之后，元王朝进入其前所未有的和平盛世，当时，文人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长，与世驰骋，黼黻皇猷，铺张人文”30，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时代风尚的变化要求一种思虑安静，辞气平和的盛世之音与之相适应。生活于延佑、天历间的诗人开始对此时的诗歌创作进行深刻的反思，范德机于《咏古》诗中感叹“正声始微茫，与世狎隆”、“雅道日以晦，六义谁折衰”；虞集在《庐陵则桂隐有程序》中感慨南方新附之后，“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唯旁窃于异端”，呼吁要“激清风于古道，发大雅于儒林”31。他们提倡的理想诗歌，即：“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其明，法度欲其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32。而至元、大德间宗唐诸公所提出的“宗唐得古”的主张以及金元之际的诗风，恰恰为此间“鸣太平之盛”的雅正诗风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文学自身发展所要求的对诗歌艺术规律的重视和对盛世之音的追求，使延佑、天历间诗人很自然地在格调上把唐诗作为理想的诗歌范式，以致形成“天历之际，作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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