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上探诗书礼乐之源，下咏秦汉唐宋之澜，摆落凡近，宪章往哲，缉熙皇坟，光并日月，登歌清庙，气陵骚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璞复还”的局面33。值得提出的是，延佑、天历时期是“理学”成为“国是”的时期，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使此间雅诗的创作必然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染，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思，使此间诗坛在学习唐诗的同时很自然地被纳入到符合理学之“理”的轨道，从而使传统儒家的“雅正”之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内涵。
三
延佑科举考试的重新恢复和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延佑、天历间词学思想和曲学思想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皇庆二年（1313年），元仁宗听从中书省的建议，下诏开科取士。《元史?选举志》云这次科考：“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皇庆科诏所定考试程式，汰除浮华，重古注疏和古赋，突出强调了经术和实用，尊定了程、朱理学的“国是”地位。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在谈到这一点时云：“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脱时文故习。圣元科诏颁，士亦未尝废诗学，而诗皆趋于雅正。”那么，延佑科考是如何刺激了之后雅正诗风的形成呢?
（一）延佑科举之制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对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自戊戍（1238）选试以来，由于科举考试长期停止，除少数知识分子混迹于官场之外，不少文人或为工、为农、为商、为吏。延佑科考无疑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走上仕途的希望，也促使了知识分子奔竞科考，尊祟理学，餐淳茹和，吟咏太平的风气。他们有感于皇帝开科取士之恩，在诗歌创作上侧重于咏歌太平之盛。黄《彭史绍诗序》云当时士风，云“为士者，唯知涵煦德泽而与咏歌太平之盛，欲访百年之遗事”，其欢欣鼓舞之情，申然可见。所谓：“朝廷方贵士，经术足谋身”，“云霄开大道，溟涨接通津”34，正是当时知识分子雀跃欢呼的鲜明写照。当时鸿生硕儒，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如蒲道源“以性理至学，施于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铄自不可掩”35。黄“诸论著一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36，以致世风时和气清，文风辞平和而意深长，“淳古醇厚之风立，异人间出，文物灿然，是古昔可以加焉”37。这种文风的形成，无疑给诗坛创作咏歌太平之盛的雅诗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延佑科诏提出以程朱理学家的注疏作为准绳，这就使兴于宋代的理学在元代第一次被抬高到至尊的地位。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云：“仁宗临御，肇兴科举，网罗俊彦。其程式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科举程式的鲜明导向，使延佑、天历间学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阳玄《文正许先生道碑》云“皇庆、延佑之设科……一洗唐以来声律之陋，致使海内外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从而成就了延佑前后非程朱即罢而黜之的学术风尚。吴师道“于经术颇深”，为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定师传”38。虞集曾上书皇帝，主张“求经明行修成德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论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39。这种学风，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吕浦《与柳陶夫书》云：“欲为辞章之学，则当以理为主，取法游夏，规模屈宋。纵观先秦汉晋唐宋之文及当今名士著作，立言缀论，往往杰然特出。足以黼黻皇献，规范当世者，方可无愧于平生之学，亦不失为有用之文矣!否则，区区缀缉，既背于理，奚足为文，无益于己而尚人乎?”这即是说，文学要明于理，要合乎伦理道德的一切要求。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说：“诗不轻儇，而日进于雅，不锲薄，而日造于正。诗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大平之符也。”延佑、天历间诗人“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言诗也”的主张40，正是“一趋于正”的学风引出的必然结果。
（三）延佑科举，促进了诗坛复古风气的发展。元代诗坛复古之风，在至元、大德期间已经出现，而延佑、天历之间诗坛的复古风气，既是至元、大德间复古风气的延续，又来自于科举考试的引导和刺激。揭斯《吴清宁文集序》中谈到科举考试对复古风气影响时说：“须溪（刘辰翁）没一十有七年，学者复靡然弃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诱之也。……於今明经取士，所谓程文，又皆复乎古。”
当时文人士子，多以师古为训，如黄《赠文林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许公墓铭》云“金马夸豪贵，吾谓非士杰。惟能师古道，乃与禽兽别”，云“以斯道自任，古文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应是当时复古学风的真实写照。学术之复古风气，无疑会对诗坛复古之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杨维桢在其《玩斋集序》中讲到延佑后诗坛风气时，就云其“下顾大历与元佑，上逾六朝而薄风雅”。欧阳玄在谈到延佑之后诗风趋于雅正时也说此间“诗丕变而近于古”。这期间诗坛出现的上溯《诗经》、下以尊唐为主的诗歌风气，正是这种复古风气的鲜明体现。刘铣在其《与揭曼硕学士》一文中云：
一二十年来，天下之诗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期大明宫夔府《秋兴》之作，于长篇又多法李翰林长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学者固当以是为正途，然学而至于袭，袭而至于举世若同一声，岂不反似可厌哉?
“举世若同一声”，与萨都剌《送全德启之句容》中云延佑、天历间“乡情犹越分，诗句尽唐音”一起，正道出当时诗坛格调以学唐为主的诗歌风气。
延佑年间，张炎、沈义夫等人继承了南宋以来词坛的尚雅之风，提出了倡导雅正的理论。《词源》序言中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曲，皆出于雅正。”在此书中，张炎提出了词的“雅正”标准，既有思想方面的，如词之情志、志趣、意趣，也有艺术方面的，如意境、风格、语言、音律等。而在“情”与“志”之间，他又以“志”为主，所谓词之“雅正”，乃“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去雅正之音”，正是讲的“志”在词之雅正方面的主导作用。而他讲的高尚的志趣，实际上就是讲的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旨的文学思想。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表现出了对词的“雅正”思想的推崇，他在该书《论词四标准》中所说“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从词的思想和艺术上提出了词既“雅”又“正”的标准。不难看出，延佑、天历间诗坛所讲的“风雅”、“性情之正”，与《词源》、《乐府指迷》所讲的“雅正”如出一辙。
我们在前边讲过，延佑、天历间的“雅正”诗风，实际上是在以学习唐诗为主的旗帜下，把诗歌创作重新引到“温柔敦厚”、“正以性情”的诗学思想的轨道之上，其一归“雅正”，使至元、大德年间诗坛出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湮灭消失。尽管如此，延佑、天历间雅正诗风关于诗歌作法以及诗歌艺术的一些论述，对于南宋后期以来诗歌领域中重视诗歌艺术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闲居丛稿提要》在谈及这一时期文风的时候云：“盖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当时风尚如此，可以观世运焉，斯言允矣。”此处是在论文，但用来言延佑、天历时期的诗，也是比较恰当的。
注释：
①欧阳玄：《罗舜美诗续》，《圭斋文集》卷八。
②袁桷：《书程君贞诗后》，《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八。
③虞集：《飞龙亭诗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
④此语也见浩然子《吟窗杂录序》：“一曰贵乎典重，二曰贵乎抛掷，三曰贵乎出尘，四曰贵乎浏亮，五曰贵乎缜密，六曰贵乎渊雅，七曰贵乎温蔚，八曰贵乎宏丽，九曰贵乎纯粹，十曰贵乎莹净。”见《陈学士吟窗杂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11范德机：《诗法正论》，见王用章《诗法源流》卷之上。此书中《诗法正论》题下标明“傅与砺述德机范先生意”，本文中所引《诗法正论》均与此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⑥12揭斯：《诗宗正眼法藏》，明人王用章《诗法源流》卷之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1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⑦14范德机门人辑录：《总论》，见明人熊逵《清江诗法》。
⑧⑨杨载：《诗法家数?五言古诗》，何文焕《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范德机门人辑录：《吟法玄微》，见明人熊逵《清江诗法》。
13《木天禁语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诗文评类存目》。
1516范德机：《诗家一指?三造》，明成化十六年杨成序刊《诗法》本。
17黎靖德：《朱子全书》卷五《性理二》，中华书局
1983年版。18戴复古：《论诗十绝》之六，《石屏诗集》卷六。19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20袁桷：《戴先生墓志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21袁桷：《刘内翰文集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22袁桷：《题闵思齐诗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23袁桷：《跋子昂赠李公茂诗》，《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
24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山村遗稿序》。
25戴表元：《魁师诗序》，《剡源文集》卷九。26刘埙：《禁题经句序》，《隐居通议》卷五。
27袁桷：《书程君贞诗后》，《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
28刘埙：《后村论诗有理》，《隐居通议》卷十。
29虞集：《奉元路重修先圣庙学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
3033陈基：《孟待制文集序》，《夷白斋稿》卷二十二。
31虞集：《次韵刘伯漫送王止善员外四首序》，《道园遗稿》卷二。
32揭奚斯：《肖孚有诗序》，《揭文安公全集》卷八。34范德机：《赠裴秀才》，《德机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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