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当时诗坛曾出现过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涌现过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优秀诗人，且诗论主张甚多，成为清初诗坛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而这一高峰的出现，与乾隆丁丑（1757）年科举考试制度减判增诗的改革措施密切相关。但至今的各种文学史或诗歌史都未提及这一原因。
【关键词】 乾隆年间 科举制度改革 诗歌繁荣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名家林立，名篇迭出。这一现象的出现，虽然有其它各种原因，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唐代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曾明确指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清代的诗歌成就虽不如唐代，但也出现过许多大家、名家，特别是乾隆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诗歌高峰。而这一诗歌高峰的形成，除其它原因外，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便是与当时科举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
乾隆中期科举制度的改革
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至唐代而趋完善。所谓：“以诗取士”，所考的诗一般以五言六韵的律诗为主，也有根据官限，四韵、八韵杂出不一的，至于祖咏的《终南望余雪》一篇，一帖用了二韵，这种现象极少，是他的一时自作，不是本来的定例。宋初，进士科举仍重诗赋，至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重经世致用，倡导造就通治道、经世务、兼文武、重实用的人才目标，在科举制度上也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革，罢诗赋、帖经、墨义，而以经义取士，即用经书中语句，阐发义理。故宋以后，都以儒家经义为主。到了明代，无论是乡试或会试，都是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各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内容皆与文章相关，而与诗歌无缘。故明代八股文风靡一时。
到了清初，康熙皇帝为了笼络汉族士人，搜罗天下人才，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设立了博学鸿词科，这是保荐与词科相结合的制科。康熙帝特下诏书道：“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1]
由于康熙开博学鸿词科是为了招收“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和“文词卓越之人”，偏重文学之才，于是在次年三月召试体仁阁时，特试赋一首、诗二首，康熙帝亲览试卷，结果朱彝尊、冯勖等这次皆以布衣入选翰林官。这是清初博学鸿词科首次出现的“以诗取士”的现象。
然而，就清初的乡试、会试来看，内容虽屡有变更，但仍在经义，或论、表、判、诏、诰、策诸文章（文体）之间增删变化，都与诗赋无关。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甚至仍恢复旧制，沿用考八股文的方法，结果出现了考试中文、论、表、判率多雷同抄袭的现象，缺少新意和创见。
实际上，康熙皇帝晚年在听大臣廷议时，也已意识到了考试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总觉得清初以来的考试制度中其它各种文体都具备，独缺诗，有些不妥，想在后场减判增诗。到了雍正年间，朝考中便增加了诗题。“雍正五年，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2]
1736年，弘历继承皇位，改号乾隆。他是一位喜欢作诗的皇帝。乾隆三年（1739年），兵部侍郎赫舒德主张“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但因当时大学士鄂尔泰当政，竭力反对，科举制度遂无法得到改革。不久，乾隆发现科场论判，千卷雷同，并有临场拟作或强记抄袭之弊，大为不满，这才在乾隆丁丑（1757年）春季下决心进行了整改。据《清史稿·选举三》载：“二十二年，诏赐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于《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3]于是，就在乾隆丁丑（1757年）春季，特谕会试二场的表文，改考五言八韵的律诗。
正因为乾隆皇帝“减判增诗”，在科举制度上的这一改革，激活了乾隆诗坛，使清代的诗歌创作涌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科举制度改革所带来的诗坛繁荣
不可否认，在清代初年的诗坛上曾涌现过一批颇有影响而又卓有成就的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阎尔梅、归庄等，既有侯方域、冒襄等“四公子”，也有“南施北宋”之称的施闺章与宋琬， 又有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等3人并称的“岭南三大家”，并有“南朱北王”之称的朱彝尊与王士祯，另有严绳孙、姜宸英、朱彝尊合称的“江南三布衣”，还有陈维崧、吴兆骞、余怀、吴嘉纪等一批名家，真可谓云蒸霞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阎尔梅、归庄、冒襄、侯方域等，严格来说都是明遗民诗人，有些则在明遗民与清初诗人之间，但清初诗坛的辉煌与诗人队伍的实力，仍是为后人所公认的。
然而，康熙以后的雍正年间，诗坛的光芒减弱，像王士祯、朱彝尊这样的诗坛领军人物已经难觅。直到乾隆中期及嘉庆年间，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增加了诗歌考试，才使人们重新引起了对诗的重视，诗坛一下又是名家辈出，佳作连连，出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局面和欣欣向荣的气象。
别的不说，仅以诗人队伍论，便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而颇著声望的诗人，如黄景仁、赵翼、袁枚、蒋士铨、沈德潜、翁方纲、洪亮吉、姚鼐、黎简、李调元、吴锡麒、宋湘、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纪昀、张问陶、法式善等均生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诗坛盟主或领军式的人物，如沈德潜、袁枚、赵翼、翁方纲等都是诗坛极有影响的大诗人。袁枚、赵翼与蒋士铨还被人并称为“江右三大家”，时人尚镕为此撰写了《三家诗话》，专门品评袁、赵、蒋三家诗的优劣高下。他在《三家诗话》的《三家总论》中写道：“自明七子以后，诗多伪体僻体。牧斋远法韩、苏，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动多诡气。梅村、渔洋、愚山、独漉诸公，虽各擅胜场，而才力不能大开生面。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而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帜而起，震耀天下，此实气运使然也。”[4]在这里，尚镕先对明七子诗表示了不满，又对清初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施闰章、陈恭尹诸诗坛大家逐一详说，认为他们“虽各擅胜场，而才力不能生面”，转而将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家与他们相比，认为三家“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甚至“震耀天下”。言下之意，乾隆之际的这三大家，似乎足以与清初钱谦益、吴伟业诸大家相抗衡，并认为这实由“气运使然”。他所说的“气运”，很大程度上就包括了乾隆年间恢复科举制度中“减判增诗”对诗坛所带来的兴旺和繁荣景象。
当然，对于尚镕将乾隆年间的袁、蒋、赵三大家与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诸大家的诗相抗衡，像沈德潜等人未必认同；但对于乾隆年间科举考试增诗一项而对诗坛带来的“气运”，使诗重现辉煌这一点，大家还是无法否认的。此外，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王初桐等则被称为“吴中七子”，也均以诗鸣于时。此类例子甚多，兹不一一罗列。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位名叫舒位的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喜悦，在撰写了《瓶水斋诗集》、《瓶水斋诗话》 以外，还别出心裁地撰写了一本《乾嘉诗坛点将录》，把乾隆、嘉庆年间一些有影响、有个性特色的诗人，分别以《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好汉108将排座次，如把沈德潜喻为托塔天王晁盖，把袁枚喻为及时雨宋江，把赵翼喻为大刀关胜，把黄景仁喻为行者武松.
除了诗人队伍庞大雄壮以外，名篇佳作也是层出不穷。 如袁枚《独秀峰》一诗的中四句云：“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级登其巅， 一域烟水来眼前。”《寄聪娘》一绝云：“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蒋士铨的《五人墓》也是名篇，诗风悲慨苍凉：“断首犹能作鬼雄，精灵白日走悲风。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其五律《湖上晚归》中二联颇有唐人气息：“败叶存秋气，寒钟过两声。半檐群鸟入，深树一灯明。”赵翼的《赤壁》一律颇有名气，其后四句云：“千秋人物三分国，一片山河古战场。近日经过已陈迹，月明渔夫唱沧浪。”与晚唐名家无甚区别。姚鼐的“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夜起岳阳楼见月》）、“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诸句，几与大历诸子同调，不相上下。黄景仁的名篇似乎更多，《都门秋思》四首、《感旧》四首、《杂感》、《秋夜》诸七律都为传世佳作；《绮怀》中的“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诸句，更为后人所激赏。难怪赵翼在《论诗》绝句中曾充满自信地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有超越李杜或李杜再生的豪情。
不仅仅是名篇名句，这一时期的诗歌主张和诗歌理论也十分活跃，如沈德潜在王士祯提出“神韵说”之后，又提出了“格调说”的论诗主张，并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随后袁枚又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说”提出了“性灵说”的论诗主张，与沈德潜的诗论大相径庭，并继沈德潜而主盟诗坛。不久翁方纲又提出新的论诗主张“肌理说”，又让人耳目一新。况且这些诗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诗话，如沈德潜有《说诗晬语》，袁枚有《随园诗话》，翁方纲有《石洲诗话》，赵翼有《瓯北诗话》，洪亮吉有《北江诗话》，李调元有《雨村诗话》凡此，都说明了这时诗坛的繁荣、热闹与活跃。
唐人应试诗选本的剧增与风行
科举考试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影响到出版、文学等各个方面，以康熙晚年想改革科举、在后场“减判增诗”为例，立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为了学写应试诗，仅在康熙乙未（17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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