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琼博士希望我为他的《徐渭散文研究》写篇序，已有好些时候了；我也承诺过。但这半年来疾病缠身，杂事依然不断，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动笔。现在他的书稿即将付印，已经到了拖不下去的时候了，我却又进了医院。实在无法，只好简单地说几句，聊以见意。

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创意的书，其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对徐渭研究中流行甚广的“徐渭应属于复古主义的反对派，上继唐宋派的余绪，下开公安派的先声”的说法所作的很有说服力的否定。由此必然导致对徐渭乃至从明代中期至晚期的文学发展的新的思考。

在关于袁宏道与徐渭的关系上，付琼依据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指出袁宏道是万历二十五年才接触到徐渭的作品的，而其时袁宏道的“性灵说”早已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到万历二十七年间，袁宏道的思想就开始转变，其性灵说的具体内含已有了变化，逐渐趋向倒退，创作上也消失了先前的锋芒。如说徐渭的“开公安派的先声”是说徐渭对“性灵说”的形成或袁宏道的创作实践起过什么积极影响，真不知从何说起。

倘说这是指在袁宏道以前徐渭已在其文学主张或诗文创作中体现了与袁宏道的进步文学观与创作特色类似的倾向，那就牵涉到徐渭与“复古主义者”的关系了。

付琼在其书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徐渭的《书田生诗文后》（按，“田生”指“田水月”，即徐渭自号），指出其所谓“田生之文，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尤契者，蒙叟、贾长沙也。姑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的创作道路，与复古主义者——特别是主张以“达岸舍筏”为复古之道的何景明——若合符节。如果这就是“开公安派的先声”，何景明早就开了，何必劳动徐渭再开一次！在这种创作道路中，我们所看到的倒是徐渭与复古主义的一致性。

当然，《书田生诗文后》有一点是与李梦阳不同的。李梦阳反对宋文，徐渭却肯定苏轼之文；但李梦阳的反宋文是反对宋文的理学气（参见拙作《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而徐渭所肯定的却正是为理学家朱熹所反对的苏轼之文，而且正如付琼所已指出的，徐渭在肯定苏轼时还对朱熹大施抨击。所以二人在这点上虽似相异，根底实同；何况徐渭只是在“姑为近格”时才“兼并昌黎、大苏”，本未把他们与其“最契者”庄子、贾谊相提并论。

剩下来的就是其与“唐宋派”的关系了。“唐宋派”的名称本来就存在问题。因为唐顺之、王慎中其实只是崇宋，尤其是宋代的曾巩，对苏轼却并不满意，徐渭则于宋文中独独推尊苏轼。另一个被认为“唐宋派”的茅坤虽然标举唐宋八家，但非派中首脑人物，唐顺之并公开指出二人的主张之间尚有“小小异同”（《与茅鹿门知县书》二），岂能因茅坤之故而把唐、王一并称为“唐宋派”（此点早就有学者指出）？更岂能因徐渭的赞扬苏轼而把他与唐、王视为同道？而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唐、王，还是茅坤，都把文作为“载道”的工具，茅坤的标举唐宋八大家是把他们作为“载道”的样板来看的；他们的所谓“道”，又显然是儒家之道。至于徐渭，则正如付琼所说，他既对韩愈文中之“道”加以非议，又对苏轼文中被朱熹所指斥者大加歌颂，这哪里是“继唐宋派的余绪”？

然则徐渭与唐顺之的关系又如何理解，有人不是说他们曾有交往，而且处得不坏么？这就要从人际关系来看了。徐渭受胡宗宪重用，有知遇之感；胡宗宪是严嵩手下的大红人；唐顺之满口道学，实际上却对严嵩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这是只要看看他为严嵩诗集所作的《序》是如何肉麻地吹捧严嵩就可以知道的；严嵩要唐顺之为自己的文集作序，也可见其对唐顺之颇为抬举。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唐顺之与胡宗宪自然要相互拉拢，因而唐顺之不敢得罪胡宗宪所重用的徐渭；徐渭看在胡宗宪的面子上，自然不得不给唐顺之以相应的尊重。徐、唐二人在文学上既非志同道合，他们的关系就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了。

所以，我认为付琼在这方面的论述是言之有据的，无论对研究徐渭还是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文学都很值得重视。同时，即此一端，也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被视为定论或接近定论者需要重新探讨的正多，有些青年研究者认为古代的重要作家作品都已被前辈学者研究得差不多了，自己只能去研究一些尚未被研究过的小作家，实在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