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前后集各二卷，不著编者姓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此书乃书坊编集者，其说是也。然编集不在一时，亦不出于一手，此可于本书内容见之：其书前集上卷选词99首，下卷97首，后集上卷85首，下卷86首。其中注明“新添”者前集卷上31首，卷下22首。后集卷上13首，卷下1l首。注“新增”者，前集卷上二首，卷下二首，后集只卷下有17首。全书合计367首。由此可知，前集初编时卷上只66首，卷下只73首；后集初编时卷上只72首，卷下只58首。重编时前集卷上“新添”3l首。卷下“新添”22首，后集卷上“新添”13首，卷下“新添”11首。共新添77首。第三次编订时又加入“新增”前集共四首；后集17首；则因前集新添已多，后集原数太少，势须增补以求相称。此则全书分三期编集增添可知也。
    是书前集只分春、夏、秋、冬四类，每类下又注明副题如“春思”、“送春”、“避暑”、“雪景”之类，率多望文生义，与所选原词旨意或本事不尽相符。如前集上王介甫《渔家傲》点名“午枕”而妄题“春夜”；张东夫《蓦山溪》首述“春归”而题作“春半”，故其常为后世选家所诟病，宜也。后集则分类更细，“天文”、“地理”、“人事”、“花禽”，俨如类书。各类下分目琐碎，而“节序”、“天文”二类中各目，又多与前集四景分目相重复，亦可证前后两集乃分期编集，非原来计划如此也。

    今按宋人填词，多缘情寓怀、感事酬答之作，似无需此“类书”式之参考材料以资摹仿，则此编目的，必另有所属。今此编前集上下卷之首，均冠以《名贤词话》书名；后集上下卷之首所标书名则为《群英词话》。此集所选词中确有若干在词末附有名人评语或编者按语，其比例约为所选作品1／3，其分量远较笺注为少。但笺注未立专题，而词话则特为标出，则必有故，且其中若干评语按语亦属笺注性质，而独标出《名贤词话》、《群英词话》者，实广告之作用。盖在宋代“词语”或“诗话”之意义有：一为评论诗词之内容及其有关故实，其含义与今人所了解者相同，一为宋代瓦子(剧场)艺人所用“话本”名称之一。其所唱之词若诗与“话”(故事)之本子，即合称为“词话”或“诗语”，简称“话本”。《水浒传》第51回述戏台上做“笑乐院本”，白秀英念完七言绝句“新鸟啾啾旧鸟归”以后，自言：“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白秀英“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此明言当时演“院本”所用者，亦称“话本”。演时有说有唱；其歌唱部分，即为诗或词。如其所唱为词，则合“话”言之，即日“词话”。又如宋人话本中有《菩萨蛮词话》，即记陈可常与女子新荷故事，而每节以“菩萨蛮”词穿插其间，为演唱基调。又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即为后世《西游记》所本。清钱曾《也是园书目》录宋人“词话”十二种，《错斩崔宁》[后世《十五贯》一戏即从此故事演变而来] 即其中之一，而在明晁□《宝文堂书目》中，则称为“话本”，可知“话本”原意为“诗话”或“词话”之本子也。更早有称“词文”者，如敦煌变文“季布骂阵词文”是也。后世小说沿用“词话”名称者，如《金瓶梅词话》是也。话本中吟诗多者，其本子即称为“诗话”，谓诗与话相杂之本。唱词多者即称为“词话”。

    当时艺人说唱故事，既须随时唱诗或词，而故事虽可临时“捏合”，诗词则须事前准备；非有素养，难于临时引用。至其所引用者，或由自己编制，或为前人篇什，或采当时流行诗词。要以采用现成诗词为多，自制者为少[上引《菩萨蛮词话》及《蒋淑贞刎颈鸳鸯会》二本中所用各词似均自制，或为话本作者所制。] 。即在后世文人编制之拟话本如“三言”、“二拍”中，亦多有引前人诗词者，则当时说话人在准备材料时最需注意采择或拟作适当诗词，以便在描写人物、铺叙情景时演唱。其中素有学养者，固可翻阅专集，而一般艺人则颇需简便之手册，以资随时应用。《草堂诗余》将名人词分类编排，辄加副题，实为应此辈艺人需要而编，故虽为选集而又名“词话”。说话人得之，才高者可借此取径，据以拟作；平庸之辈，亦可直采时人名作，以增加说话之兴味。其为宋代说话人而编之专业手册，非为词人之选读课本，昭然若揭。由此，亦可见当时城市繁荣，说唱盛行之情况。

    朱彝尊于《词综》“发凡”论此集云：“填词最雅无过石帚(按当作‘白石’)，《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密)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朱氏此论，正坐不知此书乃为说话人编集之类书；只须通俗易晓，适宜人“话”者，正不需文人“雅”词也。当时话说人穿插唱词，有时只须略有关联，但求歌辞悦耳，甚至不必贴切“话”中情事。如此书后集卷下所收苏东坡“满庭芳”词(“香□雕盘”)，《清平山堂话本·戒指儿》首页即引此词，惟仅为描写陈丞相之女玉兰容貌之用。同卷周美成词《忆秦娥》  “香馥馥，樽前有个人如玉”，《古今小说》卷十七“单符郎全州佳偶”咏杨玉即用此词。若此之类，引用时且不必合原词题旨，更无论词之雅俗矣。若必欲论雅俗，则供话本采择之词，宁取其谐俗切景，反忌用高雅深涩，故不独自石，即梦窗亦“不登只字”。此正《草堂》选词之标准，惜非竹坨所知也。即就“仲殊(密殊)咏桂之章”而论，以朱氏观之，诚极鄙俗；然如采作话本中穿插材料，则甚为恰当，远非姜、吴雅词所可比拟，此则凡稍涉猎话本者类能知之也。

    不但《草堂诗余》乃书坊编集，以题材分类相次，例加题名；即名手编集之《花庵词选》以作者相次，其词调名下的所注副题，亦为书贾刻者所知，以广销路，非选者原注也。此可于所选朱雍之词见之。此三首皆咏梅之词，而调下一注“怀人”，一注“梅”，一不注。今按选者已在“朱雍”名下原注：“有《梅词》二卷行于世。”可知朱作皆为梅词，则调下无须再注，即注亦不至妄云“怀人”也。此书副题误者甚多，亦可证绝非选者无识如此，率皆书坊刻者妄加，以冀话本作者及说话者之采用也。

    宋人词集按题材分类编印，并在调下加注副题之习，不独见于选集，甚至波及名家专集。此则因其词为歌者所乐唱，书坊好事者为便于艺人采用，则为之加工重编，以求普及。周邦彦词其显例也。

    《疆村丛书》收陈元龙注《片玉集》十卷，所据为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刘肃序本。其编集亦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六类，以便说话人之按部索题，捏合故事。为配合吟唱，又于每词调名之下，注明乐调：如《渔家傲》、《苏幕遮》为“般遮’，《蝶恋花》为“商调”，《浣溪沙》为“黄钟”，《风流子》为“大石”、《渡江云》为“小石”等。调下又时加副题：如“秋怨”、“秋思”、“暮春饯别”。至单题类副题骤增：如‘元宵”、“重九”、“新月”、“春雨”、“梅花”、“落花”、“柳”、“金陵”、“期约”、“梅雪”、“惆怅”、“春情”、“思情”、“离恨”、‘江路”、“伤感”、“栖月”等。其尤不通者，如“美咏”、“携妓”、“美情”、“秋悲”、“牵情”、“探韵”等，一望即知绝非作者自题。按刘序谓陈氏“病旧注之省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辞。”朱疆村跋谓“旧注”即《直斋书寻解题》所指曹杓注。此集分类及副题，盖当时书坊或“书会先生”编此词话参考用书时之加工；而陈氏所谓“歌之者”，除一般歌女外，尤指说唱词话之艺人。故须“究其事”以便配合“话”中情节也。其在词调名下所注乐调名，乃为演唱时伴奏乐器者所遵循，尤为显然。此十卷本《片玉集》只收词127首，较汲古阁本“片玉词”少68首[汲古阁本强焕序言收得周词182首，毛晋所收多13首。]。此落选之68首，盖即编者曹杓之流认为不适宜于歌唱，对于话本无甚用处者也。曹杓旧注简略，盖仅为便说话之敷衍故事，非为一般初学填词者而作。至陈元龙详加注释，遂为文人所重。然据刘肃所言，陈注周词亦为“歌之者”而作，非为一般文人词客之读本也。《草堂诗余》第一首《瑞龙吟》，亦即《片玉集》中第一首。周词在《草堂》全书367首中占58首，约为16％，为所选各家中之最多者[其他诸人词：秦少游28首，苏东坡26首，柳永18首，欧阳修13首，康伯可11首，辛弃疾10首，张先8首，黄鲁直8首，李易安7首，贺方回6首，胡浩然6首。]。此外误名佚名各词中，如前集下之“新添”《庆春宫》误作“柳耆卿”，后集下佚名之《绕佛阁》等，按皆为周词。可知《片玉集》在宋人词话资料中，地位特重也。宋代艺人喜歌周词，见于宋人记载者，张玉田《山中白云词》《意难忘》序云：“中吴车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听辄爱叹不能已。因赋此以赠。”又《国香》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东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属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清真词在宋末犹为人所乐唱如此[“片玉”词在宋代即有两种编集。除曹杓、陈元龙注本外，方千里、杨泽民两家和周词，按四时景色单题分类，知宋人早已将周词按题材分编，以为说话人唱词所用，传世清真词尚有汲古阁本《片玉集》，收调134，词195首。陈允平和词《西麓继周集》即依此本，惟存词较少。故知宋时《片玉集》有两种本子，汲古阁所据者为原本，存词较多，方、杨和词所据为改编加注本，存词较少。]。

    在宋代不仅“瓦子”(剧场)中艺人说“话”(故事)须与诗或词相穿插配合，即在古时侑酒之歌女，晚唐五代仅以唱小令劝酒者(见《教坊记》)，至宋时亦以故事劝酒。戴复古《石屏词》《浣溪沙》云：“说个‘话’儿方有味，吃些酒子又何妨。一声啼鴂断人肠。”此赠歌女之词，由末句可以知之。足证当是歌女行酒令时，亦兼说“话”。(《中吴纪闻》载杜正献谓其婿苏舜钦以《汉书》为下酒物，亦指其以书中故事佐饮也。)由此可见宋代说故事风气之盛，实为后世小说发展之先躯，此实中国小说史上一大事也。

    话本至明代已发展为小说，然犹存古风，仍需穿插诗词，以增加说唱时之趣味。尚友堂本《拍案惊奇》“凡例”五则之三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诗词”之后加“等类”者，指小说中有时加入骈文描写及民歌小曲。骈文之作用有时略似慢词，其铺叙亦相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撰。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所谓“出自新撰，指明人拟话本而作之小说，其中诗词为作者自撰。所谓“采用旧者”即从名人集中选择可与故事捏合之现成诗词，穿插于其所撰小说中，作为演唱之材料。此则为宋人话本作者之传统“旧例”，采旧者不受“剽窃”之责也。但“取”时务须“切景”，故《草堂诗余》之编集，皆分门按“景”以选词，庶便说唱者采用时“切”合“话”中情“景”也。

    历来词集中每首标题，皆以调名为主。自《花间》、《尊前》开其例，不复改易。则因当时小令，无非谈情说爱、离愁别恨之词，用以侑酒，但取其音调铿锵，宛转动人。其所重者为词调，故词集但记调名，不必详其每词题旨也。及文人为之，题材较广，则转重词意，而乐调次之。至若“词话”则取材于词，原为润色故事之“蒜酪”，自须“究其事，达其辞。”在编词话者观之，词之景色本事，又更重于乐调矣；故须于每首词牌名下，加注题旨，以便醒目易采。明末仁和沈谦之词，名日《东江别集》，每首皆以事为题，而调名仅以小字注于题下。此在近代词客见之，必大斥其谬，而不知此真宋代说话人“词话”底本之旧例，为词史及小说史上不可多得之材料。清代词人锐意复古，然知宋代词与小说渊源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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