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杜二人皆处多难时代，常为忧愁所笼罩，被忧愁损害了身体。杜说：“艰难带减围”(《伤秋》)，辛亦化用杜句云：“不堪带减腰围”(《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但是，他们的忧愁，绝不是柳永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儿女之间的私情，而全然是时世之忧，君国之愁，是一种仁人君子“专为天下苍生而谋”的博大胸怀。这种感情，决不因个人进退得失而转移，而是始终如一，死而后已。这正是儒家精英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可贵情操。杜甫《吾宗》诗中，赞族人亦自赞日：“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辛弃疾在被迫筑室上饶带湖以便隐居时所撰《新居上梁文》中化用杜句以述怀云：“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正是由于共同具有这种高尚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杜甫和辛弃疾才会在各自的环境里写出了那么多动人心弦的堪称时代最强音的爱国诗篇、词篇!

    为了更好地认识辛、杜二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深深的契合，我们还可简单地对比一下辛弃疾学陶与学杜的不同。在宋以前的作家中，除了先秦的庄子、屈原之外，辛弃疾学陶与学杜最多，最倾心于这两个人。但陶、杜二人在他心中分量是有差别的。首先，从上文所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稼轩词中学杜用杜的篇什是学陶用陶的两倍多。如果说，单纯的数量计算不能说明精神领域的根本问题的话，我们还可再比较一下他学陶和学杜时间的长短与用功的深浅。前引袁行霈先生的文章已指明：“辛弃疾对陶渊明发生兴趣，主要是在带湖、七闽、瓢泉这三个时期”，也就是“在他闲居时期或虽为官而退隐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由此可知，辛之学陶，明显地只在某一阶段。但他学杜则几乎是“全天候”的，并非只在某一环境、某一时期对杜感兴趣。翻开一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可以看到，辛弃疾不论在仕宦期还是隐居期，不管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也不论是青年、壮年或是晚年，都有大量的学杜用杜的作品。让人最感兴趣的是属于仕宦期的“江淮、两湖之什”。这一时期的词是71首，涉及陶渊明的仅2首，占三十分之一弱；而学杜用杜的竟有20首，占将近三分之一。这大概可以证明：陶渊明多半是辛弃疾在失意闲居的特定环境中寻求精神寄托的一个对象，而杜甫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与稼轩同在。这显然是因为：陶渊明虽有如人们所说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但终其一生主要以隐士的性格和身分出现，所以辛弃疾只会在隐居或想隐居时记起他；而杜甫则是与辛弃疾相近的热心用世、热心功名、永远怀着忧患感和责任感的儒家志士，直到晚年流离失所时还要叨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所以辛弃疾这位终身追求事业、临死还大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的民族英雄自然会永远想着杜甫，并在精神上向杜甫认同。由于这种原因，所以辛弃疾在学陶时虽然摆出大张旗鼓的架势，动辄提陶渊明这个名字，甚且自称渊明，但始终只学像了一小部分，不得不感叹“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而在学杜时，他虽然几乎不动声息，并极少呼叫杜甫的名字，仅仅是明引暗用杜诗杜事，可却能做到神情毕肖，思想境界若合符契。用杜诗某句某段的例子前已多引。更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情况是：由于精神契合，稼轩词某些篇章，不单单用杜甫某句，而是点化杜诗境界为我之境界，出现在篇中的抒情主人公的整体形象，充满忧患色彩与哲人光辉，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杜甫。试比较下面两篇作品即可见一斑。  辛氏《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云：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需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这首小词仅60字，点化前人成句却很多，除了杜诗外，还用了《诗经》、《史记》及陶渊明文的成句。即使是杜诗，所用也不只一首，而是合用《佳人》及《乐游园歌》两首。对古诗文拉杂运用而无一点斧凿痕迹，这正是典型的稼轩词法。但此词的整体形象和意境，却主要是借鉴和点化了杜诗《乐游园歌》。原诗如下：

    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晴开□荡荡，曲江翠幞排银膀。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此二作有着极为相似的创作背景。杜诗写于天宝十年(751)内(据《杜诗详注》)，作者时年40岁。辛词写于淳熙元年(1174)春(据《稼轩词编年笺注》)，作者时年35岁。二人写作时刚好都在壮盛之年。杜作此诗前，于开元二十三年(735)首次到洛阳应进士试，落第。12年后再度在长安应选，又落榜。写此诗这一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时相考试其文章，等待分配，不料为时相所忌，没有下文。蹉跎十多载尚是白丁，“致君尧舜”的抱负无从实现，对政治前途充满忧患感，以故游长安郊外名胜乐游园而作此遣怀之诗。辛弃疾作此词前，于1162年南归宋，虽声震朝野，却不受重用。蹉跎12年，一直沉沦下僚。其间献过《美芹十论》、《九议》等力主抗金恢复的煌煌策论，竟然无人理睬。到写此词时，还只是设在建康的江东安抚司帐下一名小小参议官。志高职卑，宏图伟业无法实现，故满怀抑郁，游览行都建康郊外名胜蒋山时，自然会触物兴悲。有如此相似的遭遇和心境，难怪稼轩要径取杜诗境界为己用。由于小词只宜于抒写主观心绪，而不能铺写客观景致与生活场面，故稼轩取此诗时，一概省却描写名胜风景与饮宴场面的笔墨，只撷取“碧草萋萋”一语，移作蒋山春景之用，全词主要篇幅，则是着力点化杜诗后段那个“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形象，作为自己词中孤独、苦闷和忧患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当然。抓住与前人的契合点，加以点化，并不是为了重复一个历史上已有的杜甫形象，而是要塑造此时此地自己的形象。所以稼轩对杜句并不照搬，对后者所写的形象和意境绝不简单地复制。词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云云，就是顽强地表明，自己眼下虽身处下层，默默无闻，但终究是人才，总会有用的。这一结尾。比起杜诗中那种茫然不知所归的彷徨之状来，思想境界就提高了。

    本文限于篇幅，只能详此一例。实际上，稼轩词中思想意趣趋向杜甫的作品不在少数。即使某些没有明确化用杜诗的篇什也是如此。比如那首形式上极像骚体、而骨子里却近杜体的《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那通篇劝告瓢泉水不要流出山去受污染的话语，其实就是暗用杜甫《佳人》诗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警策之语，稼轩借此表现的，是他禀赋的与杜甫相近的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又如《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中“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的深情歌咏，以及“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等景物描写，不仅使人看到了他具有杜甫那样的飘逸风度和审美眼光，而且也让人联想到了杜甫建成浣花草堂之初所写的那些极为优美的情景交融的诗章。这些例证表明：杜诗中除了博大的政治历史意识滋养了辛弃疾之外，其他多方面的社会人生内容也给予后者以一定的影响，成为稼轩词丰富的思想内容、多样化题材与生活情趣的有机组成因素。

三

    杜甫作诗，虽多言君国时事，但他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思想家和职业政治家，因而他对辛弃疾的影响除了思想之外必然较多地表现在审美情味、风格趋向和艺术方法等方面。

    众所周知，辛弃疾在审美情趣上主要倾向于阳刚之美即壮美。他的主要代表作率多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他也曾用比拟的词句自道其审美倾向云：“有心雄太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奠笑吾家苍壁小”)。这种艺术倾向，固然主要取决于他战将的身分、豪侠的性格和兼济天下的阔大胸怀；取决于苦难时代对“男子汉精神”的热切呼唤；同时也与他向文学传统学习时自觉趋向杜甫的路子有关。

    杜诗主导的审美倾向是什么?研究者早就纷纷指出：是阳刚之美，是壮丽雄奇之美。杜诗风格多样，众美毕集，但就中可见他对于壮丽雄奇的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不但自己颇多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而且曾严厉批评同时代某些人“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之四)，对于风格纤弱、笔致细碎的倾向深为不满。明人胡应麟论杜甫七言诗的“壮美”，分之为“壮而宏大”、“壮而高拔”、“壮而豪宕”、“壮而深婉”、“壮而飞动”、“壮而整严”、“壮而典硕”、“壮而秾丽”、“壮而奇峭”、“壮而精深”、“壮而瘦劲”、“壮而古淡”、“壮而感怆”、“壮而悲哀”(《杜诗镜铨》卷19引)等14类，虽然不免琐细和某些含混之嫌，但毕竟指出了杜诗“壮美”的丰富性，不为无见。辛弃疾也是在他的词作中尽力表现“壮美”的多种形态，他的豪放之作，多有杜甫式的“壮美”意味。在相当一部分作品里，他干脆直接引用杜诗的壮美之句，借杜诗壮美的意象，来参与造成自己的壮美气势与风格。比如前已提及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开篇第一首《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这本是祝寿之作，上片多是门面语，无甚特色，下片忽化用杜甫《洗兵行》中壮美之句，发出“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的雄唱，这就不但使全篇抗金爱国的主题得到升华，而且赋予词章一种凌云的气势，使此阕成为兼有“壮而豪宕”与“壮而飞动”之美的名作。化用《洗兵行》中另外两个句子人词的《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亦略同此例，该篇用杜诗的结果，不但成功地表达了慷慨济时的主题，而且借助杜句使全词风格显得豪宕悲壮。

    再看辛词《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

    高马勿捶面，千里事难量。长鱼变化云雨，无使寸鳞伤。一壑一丘吾事，一斗一石皆醉，风月几千场。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我怜君，痴绝似，顾长康。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解道澄江如练，准备停云堂上，千首买秋光。怨调为谁赋，一斛贮槟榔。

此词着力塑造一个在黑暗社会中不肯随俗俯仰、坚守高洁心志的“狂士”形象，用以赠友人，亦兼自况。它虽然引用前人诗文多处，但其主题思想、修辞手段及艺术风格，则主要有得于杜甫《三韵三篇》的第一篇。原诗云：

    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此诗作于唐代宗永泰元年。其时代宗信任奸相元载和宦官鱼朝恩，而士之变节者，争出其门。杜甫有感于此，发而为诗。前人指出，这一首“见士有不可夺之志，比而兼赋”；并评其风格为“古悍”。(并见《杜诗详注》卷十四)上引稼轩词则作于宋宁宗庆元初年因被韩侘胄党人弹劾落职而隐居瓢泉之时。其时韩派奸人弄权，赵汝愚、朱熹等稼轩友人惨遭贬谪，而士之变节者亦争趋韩门。稼轩也是有感而作，故开篇即隐括杜诗，作为全词主干；再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丰富了主题，深化了意境，不但抒发了与老杜相契合的思想情感，风格也趋向杜诗，使此词成为稼轩壮美之词中一首颇为别致的风骨“古悍”之作。

    宋词中许多“豪放”词人的一个最受人诟病的缺点是：抒壮志豪情时，常常一味奔放，浅显直露，了无艺术回味的余地。辛弃疾有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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