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武试院》，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八月邵武解试，誊录院失火，文卷被焚。明日，治群胥，皆奔迸隐处，忽一黑物从空而下，状貌如鬼，携当三钱二十余，视案时有喜色，便置一钱于案头而去。吏自念:岂非得钱者预荐?因默记之，待揭榜，果与所料同。作者议论道:“名场得失，当下笔作文之时，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无待于考技工拙也。”这是典型的“科名前定论”，那个所谓从空而下的“黑物”，便是“神”的使者，有如所谓“皂衣吏”。这类故事现存特别多，再如:
天圣四年（1026），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王又预奏名，隽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谈录》。” ［7］ （卷8《隽宗（远）神告》） ③
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 ［8］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不仅科名前定，连科举考试的题目也是“前定”: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1012），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 ［9］ （卷2）
更奇特的是，试卷中可以对考官起震撼性效果的妙语警句，竟也可由“神”授。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灵应记》:
大观元年（1107），孙岁贡辟雍，乞梦于英显神君。是夕梦赴试，有一人赉策题而立。因就读之，见第一题问某事，余皆如之，其人曰:“‘锡燕津亭，郡国举宾兴之礼;计偕给食，多士忘奔赴之劳。’用之可以取高第。”既觉，记之于书。及就试，则所问策题皆协于梦，如其言用之，果中优选。岂特人之富贵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阴相之者。
第二类是科名主于“阴司”。《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8引《张君房自占》三则，第一则《淳化看蛇》，谓淳化三年（992）省试后，梦入一大第，一妇人请其赋诗，“写讫，呈览次，忽大蛇自条床下出，或闻人大唱曰:‘看蛇!’遂惊觉。占之多不解。后逾纪至景德乙巳（二年，1005）年，君房始忝科第，岂蛇之兆乎”。第二则《景德随棺》，谓“君房应二举，败于垂成”。到第三次应举，“尘忝御试之夜”，乃梦随一棺椁，因而问之，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嗟讶而觉，自亦知其吉兆矣（引者按:洪迈《夷坚甲志》卷13《卢熊梦母》:‘人言梦棺得官。’故此称‘吉兆’）。来日果叨名第。”第三则题《戴昭领钱》:
君房三举及第年，梦涉昏雾，沿蔡河东行。旋憩一茶肆中，有公吏若承符状，人曰:“秀才将来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谢之。然其人似有所求，复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君房曰:“若向及第，奉银钱十万贯。”其人大感，意似过所望也。既别数步，又曰:“秀才将来化钱必与谁?”君房曰:“亦不知与谁氏耳。”其人曰:“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钱日但呼戴昭，即自领也。”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后三日，乃偿。其梦人之名第，阴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
“冥司”的“公吏”居然索贿，真是人间社会活脱脱的“克隆”。又如:
韩宗绪，龙图贽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 ［10］ （卷5《韩宗绪》）
因主之于阴司，故科名须积阴德方可得，如:
罗维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1169）省试罢，梦其父告曰:“尔在举场，不可与福唐杜申争，缘尔家较杜申亏了二十八年阴德也。”两人皆以治《诗》有声。暨榜出，杜为经魁，罗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杜居第二甲，罗第四甲，相去甚远。 ［11］ （夷坚支甲志卷7《罗维藩》）
袁仲诚，绍兴十五年（1145）赴省试罢，还丹阳，夜梦人叩户，袁叱之曰:“汝何人，安得夜半敲吾门?”答曰:“来报省榜耳!”犹未信，自隙中窥之，乃一黄衣人持文书而立，欣然启门，取其书展读，见己姓名在第二，自余间三四名，或五六名，辄缺其一。复诘之曰:“汝所报若此，非全榜也。”曰:“不然，君知士人中第，非细事否，要须有阴德，然后得之。大抵祖先所积为上，己有德次之，此所缺姓名，盖往东岳会阴德司未圆故尔。”既觉，历历记其语，甚异之。后奏名，果居亚列。 ［11］ （《夷坚志补》卷3《袁仲诚》）
在今天看来，“科名前定论”固是谬论，所有的“故事”也绝无科学依据。事实上，宋人早就提出过批评，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之三“精贡举”中，就曾写道:“既乡举之处不考履行，又御试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之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明君在上，固当使人以行业而进，而乃言命运者，是善恶不辨而归诸天也，岂国家之美事哉!” ［12］ （卷上） 但是，“前定论”的产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欣赏，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前定论”诞生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张君房撰《登科定分录》的确年虽不可考，但可肯定是在他真宗景德二年（1005）登第之后，此前他蹭蹬场屋，断无作《定分录》的雅兴。我们知道，自景德间至大中祥符初，降“天书”、封泰山，赵宋朝野沉醉在一片“仙风”拂煦之中，故他此时出笼的“科名前定”（也就是“神”定）论，乃时代的产物。其次，科举制度的变革，即糊名、誊录制的普遍实施，是孕育“科名前定论”的温床。太宗时殿试已开始实行糊名制，咸平间又推广到省试，而景德二年御试则开始用誊录制，后来也成为定法。如果说中唐以后的“通榜”使人对谁登科早已心中有数而不感惊奇和意外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的施行则设定了许多神秘莫测的未知数，而中第得“科名”者又未必学业优胜，其中有太多必然、偶然或显性、隐性的因素制约，不仅使人无法把握，也让人难以捉摸，上引范仲淹所说的士之不以行业进甚至“善恶不辨”的事，可谓比比皆是，如欧阳修所说:“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窃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 ［4］ （卷104《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 对这类形形色色无法解开的“谜”，“前定论”正好给出了最简捷而又不容究诘的答案。再次，“前定论”对登科得志，然后据要津、获显爵的朝廷新贵们极为有利，他们可借此大肆炒作，自命不凡，以巩固既得地位，捞取更多利益，似乎科名、官爵本是其命中物，故这类人是“前定论”的坚定信奉者和积极宣传者，可以说，许许多多“前定”故事，就是由他们（张君房只是肇其端而已）一手制造，而“前定”故事的炮制，实际上就是自我造神运动。最后，落第者从“前定论”中得到了精神安慰，找到了求得心态平衡的支点，似乎科名原非自家所有，不必妄求。总之，“神”既是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扭曲，又是由人所“创造”，正如列宁所说:“普通的人的观念一旦离开人和人脑，就成了神的观念。” ［13］（P232）
我们可以从正史、野史或当时大臣奏章中了解宋代科举制度，以及三百年来甚至后人对其是是非非的各种议论和辩难;但似乎可以说，“科名前定论”弥合了一切是非，虽表面上它不过是“民间理论”， ① 且非“国家之美事”，却给统治集团帮了大忙:它不仅为科举制度、也为统治者自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而且成了上上下下化解矛盾的润滑剂，治疗心灵创伤的麻醉药，甚至是掩盖社会阴暗面的遮羞布，故虽显然谬妄，却能长盛不衰。
三、“科名前定”下的士子心态
“科名前定”的宿命论，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既然“科名前定”，举子在科举制度下显得那么被动和无能为力，便不能不转而求助于冥冥中的主宰，除此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首先是乞神。如上文已引的荆伯珍《神告传》，因乞神而能成功地将试赋时误书的“喷”改正为“焚”字，即一典型事例。又如: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1023）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薄，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 ［10］ （卷2《余尚书》）
其次是求巫。由于人神阻隔，士子欲与神“对话”，预知科名，就不得不依靠“中介”——巫。所谓“巫”，有僧人、道士、日者、相人，以及诸般自称深谙术数者流。如: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亦不捷。太平兴国五年（980），果于易简榜下登第。 ［14］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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